烽火憶當年:訪抗日南洋華僑戰地記者莊明崇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5月30日 14:19:17  來源:華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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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明崇老先生近照

 


記者團與當時廣東省府主席吳鐵城合影。右二為莊明崇。

 

    近日在曼谷一次小小的聚會中,記者結識了88歲的泰國華人莊明崇老先生。抗日戰爭時期,莊先生毅然參加南洋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奔赴中國抗日前線。如今,當年與他一起赴華採訪的同行俱已作古,他成了參與中國抗戰前線報道的唯一健在的東南亞華人,甚至可能是全球海外華人中有此經歷並健在的唯一的人了。

    莊先生祖籍廣東潮州,1915年在曼谷出生,曾在曼谷早期華文學校新民中學讀書,後到馬來西亞檳城求學。蘆溝橋事變後即赴華做戰地記者,參與報道了臺兒莊戰役、武漢保衛戰等重大戰事,此後輾轉到昆明西南聯大學習,日本投降前回到曼谷。憶及烽火當年,老先生對一些人物和事件記憶猶新,侃侃而談。

    組團赴華

 

    中國抗戰爆發後,南洋華人華僑支援抗戰熱情高漲。馬來西亞檳城《現代日報》主編曾聖提先生倡組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回國從事抗戰新聞報道工作。曾先生祖籍廣東饒平,當年30歲左右,是活躍在檳城的著名華僑報人。鑒于報館記者大都有家室拖累,曾聖提便從當地華文讀書會中找到6位20幾歲的青年:潮州人莊明崇、紀志文,廣州人龍炎川,福建人駱德露、辜洪濤,海南人黃某,共7人組成記者團。

    “1937年11月,我們這個抗戰後第一個回國的華僑新聞團體,從星洲(獨立前的新加坡)乘坐香港貨輪‘豐平號’北上香港。原打算轉道南京,但抵港後得知南京已失守,只好決定經廣州赴漢口設立記者站,以便展開工作。“在赴港途中,‘豐平號’船員們對記者團投身抗日深表敬佩,船長打開大餐廳讓我們住宿,那是貨輪上最好的處所了。每日三餐大魚大肉,殷勤招待,分文不取”。

    港穗見聞

 

    記者團抵達香港後逗留大約10天,負責接待的是19路軍駐港辦事處的黃精一先生以及許多香港抗日團體的青年朋友。曾聖提為壯觀瞻,特地為團員制作了藍呢制服,兩排銅扣,外加領帶革履,儼然像海軍軍官。

    香港當時左派勢力相當活躍。莊先生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共西南局的張雲逸先生常來旅館看望我們。張先生體格健壯,滿面風霜,一看便知不是城裏人。他對我們詳細解釋了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建立統一戰線一致抗日的政策。沒想到他後來成了新四軍、解放軍的風雲戰將。”

    到了廣州,記者團受到官方的熱情歡迎,被安排住進一流的愛群大廈。省政府參議邢森洲(抗戰勝利後出任國民黨政府駐泰國首任大使)引導記者團拜訪軍政大員。“當時的第4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將軍親自接見我們,還交待軍部替我們準備了廣州至武昌的一等火車票。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並參加過辛亥革命、北伐戰爭的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先生請我們吃飯,並與我們合影留念。這張攝于1938年1月8日的照片我一直保存著。”(見圖)

漢口建站

 

登上北去的列車,記者團一路風塵仆仆趕往武漢。“同車有一位在漢口河街開米棧的許老板,原籍廣東普寧,是一位忠厚的長者,一路上與我們這幾個年輕人相處甚好。到了漢口,許老板讓我們把辦事處設在他的米棧樓上,既不收房租,又免費供餐,有時還親自剝蝦為我們添菜。米棧門口挂上‘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團本部’的隸書大字招牌,顯得很神氣”。

當時陪都雖遷往重慶,但武漢實際是全國軍政中心,軍隊調動大部分要經過這裏,許老板的米棧常為過往軍隊佔住,不勝其擾。“自從記者團本部的牌子挂起後,再加上我們穿著藍呢制服,那些蠻橫的軍人不知這是何方神聖,再也不來打擾,連對門派出所的警察都對我們敬禮”。

“在漢口應酬頻繁,記得《大公報》也看得起我們這些毛頭小夥,設宴款待,該報三巨子、也是社論主筆——總經理胡政之、總編輯張季鸞和編輯主任王蕓生等諸位報界老前輩都親自出席”。

抗戰形勢越來越緊,記者團決定分赴各地採訪。團友辜洪濤去福建,黃某去海南島。徐州正在加緊部署會戰,莊明崇和紀志文、龍炎川、駱德露4人即奔赴徐州。團長曾聖提和在漢口加盟的兩位華僑張赫茲、李秀良留守漢口記者站。

奔赴前線

 

徐州是津浦、隴海兩條鐵路幹線交叉點,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國軍隊志在死守。坐鎮徐州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麾下部隊號稱30萬,有中央軍、桂軍、川軍、東北軍、西北軍等等。

“我們4人乘車沿平漢路北上鄭州,再轉隴海路東向徐州。在平漢段的列車上,我巧遇曼谷新民中學時的同學、祖籍廣東梅縣的華僑廖政武,真是喜出望外。廖告訴我,他剛畢業于黃埔軍校炮科,決心去延安參加8路軍,並笑說,若說破其事,他會被槍斃的。匆匆一別,從此再沒有見面,聽說他後來成為解放軍的高級將領。”記者告訴莊先生,廖政武將軍後來擔任過蘭州軍區副司令員。莊先生悵然說:“也不知他是否還健在?”

“趕到徐州,我們即赴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辦理戰地記者證。主管軍官幫助辦證後,又發給我們少尉軍服,並說可以配發短槍,但槍法不純熟的人不如不帶。他還告誡我們,在前線不必標示軍銜,要處處小心,注意安全。這是我們上的戰地記者第一課,之後我們4人便分手各奔前線去採訪了”。

名將印象

 

徐州會戰打響後,莊先生于1938年3月間陸續採訪過戰場上廣東軍的區壽年、中央軍湯恩伯、東北軍于學忠、西北軍孫連仲和廣西軍廖磊等高級將領。他沒有談及採訪的具體內容,只說起幾位將軍給他印象最深的一些片斷。

“區壽年將軍知道我的籍貫後,笑著說:‘你是潮州人,怎麼敢到前線來?我被潮州新兵氣死了,一來就想逃走,逃時連槍都帶走了。’當時潮州徵兵出現買壯丁、冒名頂替的醜聞。一些新兵是不務正業的二流子,逃回去後再賣身當兵得一筆錢。

“當我在湯恩伯將軍的第20軍團總部採訪時,他們得悉敵情連夜轉移,我隨湯部一夜間進進出出3個村莊,天亮前才落腳宿營。湯將軍特地叫副官讓馬給我騎,又對我說:‘這種地方不來也罷,你還是回後方讀書好。’大概因為我個子小,只有40多公斤,像個弱書生的緣故。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于學忠將軍是東北人,熱情坦誠,不擺架子。他把我當成他的客人,總認為華僑是很遠很遠的鄉親,常讓我跟他和高級軍官一起吃飯。

“孫連仲當時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有西北軍人的豪爽直率,他覺得華僑有特殊身份,曾經問我:‘你們華僑可以到鬼子那邊去吧?’在採訪之余,他還高興地為我題字”。

徐州突圍

 

徐州會戰最高潮是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臺兒莊戰役。

 

“臺兒莊內防守主將是孫連仲部的池峰城師長。日軍包圍臺兒莊,中國軍隊四方增援形成反包圍,內外夾擊日軍,取得臺兒莊大捷。池峰城師在莊內先挨打後出擊,傷亡慘重,我和龍炎川前往採訪池師長時,一路見到死屍遍地,傷兵呻吟不絕。我們爬上一輛被擊毀的日軍坦克拍照,後來刊登在曼谷華僑日報周刊上。戰役期間我們採寫了不少報道,通過漢口記者站發往南洋報界。

“正當我們陶醉在勝利的歡樂中,日軍突襲徐州以西的碭山,切斷隴海鐵路,從西、南、北三面包圍了徐州,只余東向連雲港出海口。幾十萬中國軍隊面臨反勝為敗局面,各自突圍。我們就近加入第15集團軍總司令關徵麟將軍的參謀處一同向西南突圍。第一晚吃了不少苦頭,情報不明,盲目亂闖,有兩次誤入日軍火力射程內,燈光直照,機槍掃射,我們倉皇退走。幸而敵軍分散,不敢窮追,我們才得脫險。以後兩天晝伏夜行,大部分時間奔波于河南、安徽交界的麥田裏。一路上參謀處人員憂心忡忡,我們卻得吃便吃,能睡就睡,好象天塌也不怕。最後遇到一支整編部隊,乘他們的軍車到信陽車站,改乘火車南下漢口,回到了自己的記者站”。

武漢歷險

 

“徐州突圍後,中國軍隊更處于劣勢地位。所謂‘武漢保衛戰’宣傳大于實際,當局並不像徐州會戰那樣集結大兵團準備決一雌雄,只是盡量鞏固武漢外圍,爭取經營重慶及大後方的時間而已。“在敵機頻繁的轟炸中,武漢軍政機關逐漸向後方疏散。我們記者團本部也由張赫茲負責遷往桂林。駱德露與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董必武先生接洽妥當,同另一位華僑奔赴延安。余下我和李秀良、紀志文、龍炎川遊走于武漢外圍,採訪新聞、拍攝照片寄往桂林本部。

“日軍由九江沿長江兩岸迫近武漢,一路似乎沒有遇到認真的抵抗,武漢于1938年12月25日棄守。我于23日從漢口乘一艘破舊渡輪西撤,船上擠滿軍眷、散兵和難民。其他團友則設法乘火車南下,我們的目的地都是桂林。

“我乘的渡輪當天傍晚剛到60裏外的排鋪,忽有兩架敵機飛來,輪番轟炸掃射,船上頓時呼兒喊母亂成一片。敵機明知這是一只沒有武器裝備的民用船,仍肆意屠殺,造成不少傷亡,這就是日軍的‘武士道精神’!幸虧船長臨危不亂,盡快將船駛向岸邊,斜靠在距岸十幾米的淺灘,活著的乘客紛紛跳水,掙扎上岸。這時天色已黑,寒風凜冽,隨身帶的簡單行李物品都在混亂中遺失了。我穿著浸濕的棉軍服,隨著人群找到鄰近的區公所。那一晚住在一戶農民家裏,好心的大娘替我把衣服裏的濕棉花抽掉,連夜烘幹後縫成一套夾衣褲。她說兒子也是出去當兵的,問我有沒有見過。次日區公所為我和一位傷兵安排了一只小船,沿江進入洞庭湖,一直送到岳陽,算是脫離了險境”。

後方軼事

 

由岳陽輾轉經長沙、衡陽,渡湘水到達桂林,莊崇明與其他團友匯合。“當時桂林有許多抗日救亡工作隊和各類團體。我們常參加《大公報》范長江、《新華日報》陸詒領導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活動。武漢棄守後,變相的投降論等消極論調抬頭,很多人擔憂抗戰堅持不下去。而范長江、陸詒等人的言論非常積極,令人振奮。

“桂林遭日軍空襲已是家常便飯。有一次‘救亡演劇隊’的表演藝術家金山和王瑩來看我們,他們正在籌備出國到南洋一帶巡回演出,募捐抗戰。這時空襲警報驟響,我們趕緊跑到附近岩洞躲避。金山安慰王瑩說:‘別怕,有我在。’很有點大丈夫氣概。“如果記憶不差,桂林國民黨《掃蕩報》有一位查良鏞先生,文章寫得很好。誰知半個世紀過去,他竟成了香港的大儒商和武俠小說大作家金庸。我雖不認識查良鏞,但對查家一直懷著感恩之心,因為後來我去昆明讀書,就是金庸的大哥、西南聯大教務長查良鑒先生把我編進聯大預修班的。

“在桂林遊蕩了小半年,覺得已失去戰地記者的味道,又經不住遠在曼谷的父母多次來信催促,即珍重惜別沙場余生的記者團同伴,赴昆明求學。早在武漢就已熟識的著名作家、曾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的白薇大姐為我給雲南大學的楚圖南教授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幫了大忙。楚教授是老一輩共產黨人,非常愛護進步青年,他讓我住在他家裏,並積極設法為我安排學業”。

華夏情懷

 

抗戰勝利前,莊先生回到闊別多年的曼谷,一面仍熱心新聞事業,一面經營起佛事用的香燭生意。幾十年來,他一直關心著中國的發展,在曼谷和一些華人老朋友聚會時,話題也離不開中國。

1990年他赴中國旅遊時,專門到漢口去尋找華僑戰地記者團團本部所在的河街,但聽說河街當年毀于日軍炮火,重建後已面目一新,如今那一帶已無人知道河街的名字了。此後他又多次赴華遊歷,目睹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蓬勃發展,對比當年的滿目瘡痍,他每每感慨:變化實在太大了!(人民網駐泰國記者 孫偉)


(責任編輯:高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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