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书写战争就是书写民族的心灵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刊发时间:2009-11-01 07:50:24 中华读书报

采访手记

  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接受采访,一时让王树增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他多年来浸泡在《解放战争》的写作中,和几十年前那场战争当中的经历者“一起”度过每一天。他似乎还没有从这部书里完全出来。

  他称自己的写作为“笨拙的写作”,下的是苦功夫。为了写《解放战争》,他倒下过一次,走在路上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急救车上。他很害怕就此“光荣”了,留下未竞的书稿。好在他又“活”过来,把下卷写完了。

  他说,历史本身的原貌谁也搞不清楚,都是文字记录下来的。因此在了解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要尽可能收集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各个层面、各个立场的记述,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人云亦云的写作不用这样劳神,一本关于长征题材的书不用写6年,6个月就行。“但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没意思。认识历史,必须是从自己心里梳理出来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从作品里看到一点新的对历史评判的角度。”

  无论是在《朝鲜战争》、《长征》还是《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王树增在探询历史真相、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同时,也在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他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知识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人的意义。“我觉得好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有助于读者认知本民族的文化、经历和民族心理等等。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愿意努力写下去。”

“流逝”的处女作

  我是北京知青,1968年去山西吕梁地区下乡。一听那个村的村名就知道它有多小:“羊舍”。羊舍村非常贫困,我在那里做纯粹的农民。两年之后,贫下中农用大车把我拉到县城的武装部,穿上了军装。我当的是伞兵。从1970年当兵到现在一直在部队,已经近40年了。

  写作是天生的,好像有一种人天生对文学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作家先天因素占很大比重,很少是中文系学出个作家来,那不大现实。下乡之前,我是初二学生,在那个年代属于“准知识分子”。我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作文课,老师总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充分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当时写作没有地方发表,我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到部队以后都烧掉了,因为从老百姓转变为军人,不允许有很多个人物品,只能是清理掉,算是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决裂。

  我的散文比较早地发表在空军的报纸上,第一部小说是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是描写伞兵生活的。我既不知道小说的基本理论,也不懂小说构架的基本常识,只是懵懵懂懂地写,没有稿纸,就在硬皮本上用铅笔写,写了厚厚一摞。

  我写长篇小说成为部队的一大新闻。那时尚处在“文革”时期,我自己利用出差的机会,把这部稿子背到郑州交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的大字报一直呼拉拉地扇乎,很恐怖的感觉。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启蒙编辑,他让我一遍遍地改,还以出版社的名义给部队发了函,大意是我的作品初具出版规模,希望部队能为我提供方便。部队机关从没遇到这种事,觉得很怪异,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后来腾出一间房让我改稿,不知改了多少遍,终于能出版了,可是刚一出版,粉碎四人帮,根据上级指示,所有出版物一律销毁。这部书从此就不存在了,我手里也只有一本样书。那本小说名叫《流逝》。我想我的青春年华就这么流逝了。后来一想,这部书夭折也有好处。那时候我从文学到政治上都不成熟,就是写了“文革”中亲历的一些事,多少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

  改革开放之后,是文学黄金时期,我发表东西很多。我对阅读有着饥不择食的渴求,突然接触到古典名著和外国文学作品,才知道文学居然是这个样子。原来觉得柳青的《创业史》是范文,后来才知道文学天地是那么广阔。读到艾特玛托夫、卡夫卡,我就模仿,我在作品中掺杂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流派的写作手法,比如中篇小说《红鱼》,大段大段没有标点,当时我觉得是很时髦的做法。

  90年代初期,我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任编剧。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人们的心态都很浮躁,我们欲望丛生,总觉得可以拼一把,面前摆了一百条路可以走。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社会。有两三年的时间,我没有写虚构作品的心境,完全投入戏剧创作。还得到戏剧界最高奖“曹禺文学奖”。那时什么都写,除了不会作曲。

董存瑞怎么可以拿来调侃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想写的内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向我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稿子。不就是剪刀加浆糊么,资料满地都是,我以为一年就可以完成。没想到一旦投入进去,三年多的时间,我做了一百多万字的笔记,一个字没写。

  虚构类和非虚构类是文学的两大支柱,后者读者更多。我读了很多关于非虚构文学的经典,终于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缺少非虚构这一支柱。当时觉得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非常堕落,一部分人为了钱或名扑在企业上。非虚构写作的作家群和读者群始终没能建立起来。我有一点野心:我能写!我沉在史料中,采访那么多人,终于找到了感觉,我觉得能写一本好书。

  出版社把约稿的事都忘了。《朝鲜战争》前后写作用了6年,1997年才写完。广州的城市灯红酒绿,我数年趴在故纸堆里,像和战争中的灵魂对话。如果要问我为谁而写,我是为中国当代青年而写。我要让我们的青年读者知道,国家的历史上,还有一群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年,在那个年代曾热血贲张,曾高举英雄主义的旗帜,曾让他们的生命散发出奇异的光彩。

  我有一个问题,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民族面临战争或被迫选择战争,我们的青年是否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挺身而出,显示男子汉气概?是否能扫除萎靡不振的心态带来的性格上的软化?是否能在民族精神中张扬永不言败的精神?

  无论去哪个国家,我都会参观当地战争纪念馆。我发现,各个民族无一例外地崇敬战争英雄,他们崇敬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民族的心灵。我不希望我们的青年调侃董存瑞、邱少云。一个日本记者去北京大学采访,学生们说:“我才不学傻冒的董存瑞!”怎么能够这样?

  每次逛书店我都很害怕,我问自己:你有什么理由再给书店增加一本?没有理由就不写,否则无非是制造垃圾。我最近看了北京新华图书网销售数据,非虚构作品销售排行上,我的三本书《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全排在前十名里,《朝鲜战争》已经出版十年了,《长征》也已经出版四年了,还在热销,而且读者大都是年轻人。我看到这个结果很惊讶,也很高兴。我在想,我们的读者喜欢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关心这个民族,同时也想在民族史中寻求自己当下如何能很好生存下来的理由,也是给自己找心气。有一次在西安一所大学讲《长征》,讲到一半,有个学生站起来说,王老师,你要早来一周就少死一个人。原来有个大学生因为失恋跳楼自杀,这个学生家里很穷,父母为了供他上大学把房子都卖了。如果年轻人都这样,民族还有希望么?长征路上,带一点点自私之心都走不下来!

  读《长征》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除少数人喜欢军史外,大多是在读心灵史。如果认真读完《长征》,我们可能获得精神滋养,什么时候都挺直脊梁,永不言败。现在年轻人思想开放,可以质疑战争的合理性,也有权利质疑战略战术思想上的合理性,唯一不能质疑的是前辈的流血牺牲,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

一个细节熬一两个月

  写完《朝鲜战争》之后欲罢不能。我又写了《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这是我对少年时所受近代史教育的反思。我接受的近代史教育,回答不了我心中的疑问。我觉得,谁要读懂了1900年到1930年中国近代史的30年,谁就读懂了中国的今天。那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摸索了无数条建国的路,我想,应该从1901年庚子事件写到辛亥革命。所以今后我还想再写1911年,写辛亥革命,看看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国。

  写这样的作品,我必须做到:一是必须尊重你认为的历史真实和原貌。对同样一个事件,要用多方史料去核实,从而找到带有自己判断的历史观点。你要保持历史最大限度的原貌,必须读书采访、核对史料,这个工作量一定是巨大的。我举个例子,好比说写黄继光,鼠标一点,网上资料多的是,但依靠这样轻松得到的资料写作,不可能写得好。我找到了当时给黄继光擦尸体的小护士。这不是史学意义上考证,这是有区别的。但反复求证,寻找新的叙述角度、追求新的认知,对于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很重要。为求证一个细节熬一两个月,对我是经常的事。二是必须是文学叙述,这不是史学著作,你写战争不是写军史或战史。文学叙述的核心是人。你必须寻找到,你叙述的那段历史、那个人的心理的模样,你要和他们的心灵沟通,你认识他们、结识他们,笔下才能出人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战争》好像写战争,实际还是写人。我有个历史观,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我大量的笔触是写最普通的人。《解放战争》中写了大量士兵,每一个都必须有出处。我写了很多农民跟着解放军作战,他们是哪个村的必须是真实的。这些普通的人,我无论如何查不到人名,但他们给了我精神上的滋养。我用文学的笔调,把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和民族大命运联系在一起时,书就生动起来了。

《解放战争》为我们的父辈而写

  解放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在作战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仅仅用两三年时间,就实现了一次惊人的大翻盘。我总在说,解放战争的结局用纯军事的观点是不能够完全解释通的,它必然包含着这片土地、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等所有的因素。

  我是为我们的父辈而写作的。解放战争是离我们距离最近的一场国内战争,很多战争的参与者现在还活着,我见过他们中很多人,他们的信仰,他们对于幸福、快乐的观念,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影响了我。我相信能够感动我的东西,通过我的笔也能够感染和感动我们的读者。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关心自己的血脉的来历恐怕是共通的情感。我到农村去,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沾满灰尘的房梁上给你拿下一个大包袱,解了半天解开来是一个族谱,他认为这是他活下去的理由。我想我写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写这种族谱,这种族谱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每个人都应该有理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向何而去,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状况、生活状况之中,这些东西从哪来的。我想这些东西也是我渴求探望的东西。

  在辽沈战场采访,碰到当地一位农民,他的父亲(当年还是小伙子)给共产党出过力,我考证到住他们家的是九纵队。那时很多老百姓在战场上和我们的士兵一起,生死与共,有的带路,有的送东西,年轻力壮的就跟着部队上去了。小伙子担任了很危险的工作,就是要把东北野战军带到离城墙最近的地方。小伙子前面一个兵,后面一个兵,他被夹在中间,总是前边的兵冲上去,先挖一个坑,后边的兵再掩护他过去,那些士兵对他说:你可不能伤一点儿皮。最后小伙子是哭着下去的,为了保护他安全返回,死了好几个人。回去的时候部队让他拿一柳条,意思是已经为部队服务过一次,不用再带路了。小伙子回到家,想了一宿。第二天又上去了。这些细节深深感动了我。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的基础上,还需对一些史实反复求证和考证。史料掌握越多,错误越少。到后来,我成了解放战争的半个专家。但是,还是免不了有错误。《解放战争》出版15天后,就有读者指出有错,一查果然是笔误,只能再版的时候改正了。

  近些年,随着档案的解密,对于曾经熟悉的历史,人们有了重新认识和思考的热情。党史资料的解密,让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对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印证。解放战争中的四平保卫战,党内一直有争论,现在基本上明白了。过去忌讳的话题,现在不敢说完全接近,也稍微接近历史原貌了。一些书宣称揭示什么真相,披露鲜为人知的事,其实你知道的我知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不负责揭示内幕。读这样的书,最好不要企图发现什么内幕,我只是想和读者一起,探求历史进程中的人的精神状态。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上、下),长篇历史随笔《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等。作品曾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第十届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二届曹禺戏剧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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