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與宋哲元失責

 

李雲漢

 

 

一、七七事變導因之一  ──  冀察趨向中央化

 

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變的爆發,是中日兩國近世關係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華民族禦侮奮鬥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事變的遠因實導源於民國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事變,只要日本不歸還東北的領土,中日之間遲早勢必一戰,但促成事變提前爆發的導因,卻是中國自西南事件解決後統一與團結局面的形成,國防建設的進步與民心土氣的昂揚,以及冀察當局的由特殊化趨向中央化。其中,冀察之趨向中央化尤其是一項主要導因。蓋日人久視華北為其勢力範圍,為保護偽滿及提供可能發生之對蘇戰爭之資源,日本少壯派軍人認華北為其“保障佔領”之地區。冀察當局之趨向中央,自然引起此輩野心軍人的妒忌與恐懼,彼等因此而有“膺懲二十九軍”的呼籲。早在二十六年四月中,蘇俄方面即曾傳出如下的消息:“宋哲元、韓復渠近來對中央態度較好,有日益中央化之危險,因此在最近將來,日方有隨地尋釁之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盤馬挽弓姿態,地點將在內蒙或冀東,時間約在五六月之交。”1

冀察處於日本駐軍的直接威脅之下,日軍要求於冀察當局的是「明朗化」與「特殊化」。宋哲元之決定不顧日方的威脅,由「特殊化」趨向「中央化」,自然不是一種輕率的決定,而是有其使宋氏堅定其決心與信心的客觀因素。具體言之,促使宋哲元趨向中央化的主要因素有二:

 

宋哲元

 

第一、是二十五(1936)年十一月綏遠抗日勝利的鼓勵。當綏遠戰爭爆發時,國人曾希望宋部二十九軍在平津有所行動,以牽制日軍向綏遠增援。但宋部礙於環境,除由駐防張家口的劉汝明師扣留日本步槍五萬枝,野炮四門外,別無積極動作。及綏遠國軍於百靈廟獲得勝利,全國為之歡騰,而日方除叫囂恐嚇外,並無支持偽蒙軍李守信、王英等部反攻的積極行動。宋哲元因此獲得鼓勵,於是有趁勢以武力收復通州,撲滅殷汝耕偽政府,以造成既成事實的計劃。據外交部從天津獲得的情報,宋曾令石友三、張璧等新歸正將領計劃收復冀東。石主張用武力,表示願假二十九軍一支兵力。以石個人名義進取冀東,成則請宋轉請中央委以冀東區行政長官,拋開二十九軍,自己承擔,以免日軍不利於宋。張璧則主張分化偽組織內部,策動偽保安隊反正,然後二十九軍乘虛直搗通州。宋雖立意收復冀東,但對石、張缺乏信心,深恐以虎易狼。正考慮間,日方已得秘報,加強戒備,攻通計劃遂不果行2。惟據劉汝明之記述,殷偽所屬幾位保安總隊長張慶餘、張硯田、趙雷等人都曾秘密赴平謁宋,並接受宋的補助3。姚薦楠採訪張慶餘事績時,亦曾指出張曾托張樹聲先生「代向中央及宋委員長處陳述備案」,並曾經由蕭振瀛之介紹晉見過宋哲元4。是宋與殷屬各總隊長間已有聯絡,殆無疑義。宋哲元圖襲通州計劃雖末實行,但由此足證其已具滅偽抗日打算,心理上的轉變趨向已極顯然。

第二、“西安事變”後全面團結的影響。西安事變發生後,全國民眾所表現的對蔣委員長的愛戴,各方團結的加強,抗日情緒的高漲,政府對外態度的強硬,均顯示中國已立於強固的團結基礎上,政府已深具抗日禦侮的準備與決心,致使日本各派對中國不得不暫持靜觀主義的趨勢5。這一形勢的出現,增加了中央對華北當局的影響力,華北當局亦深切體瞼到中央的支持實為對日周旋的有力後盾。故宋哲元於二十六年(1937)一月後。屢次表現其不與日人妥協的態度,並不時申明其服從中央命令的意志,在行政措施與軍事訓練方面,亦逐漸趨向中央化。

冀察趨向中央化的起點,乃是宋哲元於二十六年(1937)一月二十日在天津所發表的政策聲明。宋氏此項聲明,包括「告同志書〕及「冀察政務委員會與冀察綏靖公署綏靖通令」兩項文件。在「告同志書」中,宋氏提出三項政策:

一、擁護國家統一,推行中央命令,誓以自力圖強,實現政治修明之象。

二、國家三大要素:即主權、土地、人民;誓盡軍人天職,盡力保護之。

三、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早為識者所公認,馬克斯所說唯物史觀,處分剩餘等語,余已屢加駁斥。自土匪假用名義,希圖煽惑民眾,引起階級鬥爭,藉達其搶奪政權之目的。其實殺人放火,純厲土匪行動,並不知主義為何物,只有危害國本,殘殺民眾而已。誓即嚴厲清共,不留餘孽6

在「通令」中,宋哲元令其所屬軍政務機關認清下列四端,堅決實行,努力不懈:

一、槍口不對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換言之。即不參加內戰。

二、侵佔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一定要打他。

三、擾亂社會治安之土匪及共匪,人人應得而誅之。

四、剿匪不得視為內戰,剿共更不得視為內戰,應澈底肅清,以安社會7

宋哲元此項政策聲明,顯然包含反日與剿共兩個重點。剿共是宋一貫的主張,反日卻是代表他的一項新立場。

誠然,在此兩項文件的表面文字中並未明言反日,但言「侵略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一定要打他」,非暗示反日而何?二十九軍將士們自然明白宋這句話的意義,日本人自然也能體會到宋哲元說的話是意有所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項文件乃是緊接著日本駐華北各地武官於一月十九日在天津會議後發表的,這無异是對於好戰的日本武官們的一頃警告。

宋哲元在發表此項政策聲明之前,曾於一月十二日接受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委員陳中孚的辭職。

陳是著名的親口派,又是在“西南事件”發生時的興風作浪者,宋哲元准他辭職,另派賈德耀繼任為外交委員會主席委員,不僅是大快人心,同時也被認為是宋欲擺脫親日派包圍所採取的步驟。宋的此一決定,曾使日方深為不滿。日方妄稱依據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協定」,任何華北高級官員的變動,非經日本同意,不能有效。8

宋哲元於一月十九日離開北平前任天津,在津停留五十天。宋自己說這次赴津是蒙蔣委員長「給假在津短期休息」9。實際上仍是應田代皖一郎之邀,繼續談判某些問題。正如社會與論所期望的,宋這次赴津所表現的態度是強硬的。當田代於一月二十一日歡宴宋時,曾提出華北防共一事,宋表示「有絕對把握可以防共匪不入境」,並向田代要求飭令冀東偽組織交還香河、寧河、順義、呂平四縣。田代則謂此系關東軍的責任,以為搪塞10

其後田代又提出華北經濟開發事項,嗾宋仿冀東辦法,偷漏關稅,接收蘆鹽,宋則答以須侯戈定遠自南京請示後再說11。兩月以後,日方再度威逼宋組織華北自治政府,宋堅予拒絕12。當和知參謀奉命訪宋要求表明態度時,宋的答復是「在政治問題未解決前,一切均暫不談。」13

宋哲元傾向中央的最顯著事實,是不顧日人激烈的阻撓與反對,派秦德純到南京出席二月十五日開幕的執政黨中央五屆三中全會。宋、秦皆為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宋自稱他本擬親赴首都出席會議。但「只因環境情形未能如願」,14宋所謂「環境清形」,乃系指日方的百端阻撓。蓋外交部長張群於一月二十日與日本大使館須磨秘書談話時,曾說:「冀東、冀察、察北等事例,均為行政主權之分立或破壞,事關行政主權之完整與統一,自須迅速加以改善。」15日人遂以之為依據。謊稱中央已決定在三中全會中提議取消冀察政務委員會,另派何應欽或劉峙代宋主持華北,田代甚且嗾宋即行與南京疏遠,謂日方將予宋以全力支持,即動員武力,亦所不惜。16日方的目的在挑撥離間,企圖動搖宋的意志。所幸宋立場堅定,秦乃成行。據程錫庚向外交部報告:「秦德純代宋出席三中全會消息傳出後,日方要員紛紛探詢並加譏勸。秦因赴津謁宋請示。宋意堅決,故毅然南下。雷嗣尚本預定隨往,亦因之中止。」17

秦德純系於二月十四日抵京,二十八日北返,在京居留兩周,曾蒙蔣委員長召詢三次。18秦於返抵天津

後謁宋報告南行經過,宋曾召集其重要幹部會商今後政策。三月四日,秦公開宣佈:「冀察外交今後將嚴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19宋哲元於三月十日回到北平於接見中央社記者時,亦鄭重宣稱:「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聖的任務,過去如此,將來亦是如此。」20

三中全會以後,冀察中央化的趨勢更趨明顯。其最顯著的事實有下述六事:

其一,宋哲元擱置了與日方關於華北經濟開發的談判。宋哲元二月在津時,對日方所提經濟開發的事項以及政治問題,均避免作正面答復。三月十日回到北平後,宋曾公開否認在津曾與日方談及此項重大問題。他說:「我無權與日方談判這樣重大的問題,他們應當向中央政府外交部門去交涉。」21四月初旬,當日方再度提及興建津石路與開採龍煙鐵礦時,宋即以堅定的語氣回答:「要談中日華北經濟合作,必須先撤銷冀東偽組織。津石路的建築與龍煙鐵礦的開採,只有在冀東偽組織撤銷以後才可進行。」22宋這一宣佈,無形中擱置了與日方間的談判,亦即斷然拒絕了日方喧嚷經年的華北經濟開發的要求。23

其二,二十九軍訓練的加強──軍事訓練團與軍事訓練委員會的設立。自二十五年(1936)十一月綏東戰爭發生後,宋哲元有艦於未來戰爭之不可避免,即銳意加強二十九軍的訓練以提高官兵的素質。宋一方面成立軍事訓練圖,以培植優秀的中下級幹部24;一方面派遣團長以上高級幹部赴京投考陸軍大學,以求深造,首批派遣者有副處長魏永祥,楊成之,副旅長房西岑,許靜凡,團長李九思,柳樹堂,副官長王安世等七員;25同時並接受中央軍校業畢生至二十九軍服務,如沈仿水、傅家俊便是。26二十六年(1937)六月,宋哲元為實現二十九軍的國軍化,手令設置軍事訓練委員會,聘石敬亭為委員長,鹿鍾麟等為委員,以廬山軍官訓練團為模範,計劃對二十九軍實施全面訓練。27

其三,華北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暑期軍訓的恢復。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各中等以上學校均實施軍事訓練,以發揮明恥教戰之效果。每逢暑期,則舉辦學生軍訓班,集中予以訓練。惟自二十五年(1936)暑期起,由於日方的干涉,被迫停辦。二十六年(1937)五月,宋哲元不顧日方的反對,飭令恢復辦理暑期軍訓,以增加青年學生自衛衛國的技能。28

其四,宋哲元嚴令禁止盜賣國土。日人在平津及北寧路沿線不斷擴充軍事設施,先託北寧鐵路局長陳覺生名義,將豐台至蘆蔣橋間一帶土地六千餘畝,實地測量,意圖購買作為建築兵營及機場之用,即當時報端所揭發的豐台圈地問題。日人以詭譎手段企圖以高價向地主購買,少數無恥地主在漢奸的從恿下,亦有意售地與日人。冀察當局於發現此種情形後,除加強地籍之調查與管理外,復於四月二十日發佈命令:凡盜賣國土於外人者處死刑。29

此令公佈後,地主均具呈宛平縣署保證不出售土地資敵。日方圈地詭計遂不得逞,因而對冀察當局益感不滿。30

其五,冀察準備辦理國大選舉。立法院起草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於二十五年(1936)五月五日公佈後,中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遂決議定於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並由內政部通令各省市辦理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各省均已遵辦,惟冀察當局以冀察地位特殊為辭,延未辦理。二十六年五月,內政部長蔣作賓北上訪晤冀察當局,意見始獲溝通。六月十日,河北國大選舉事務所成立,選舉總監督民政廳長張吉墉同時就職,平、津、察繼之。七月二日,冀察平津國選指導辦事處成立,中央派宋哲元為指導員,劉春霖為辦事處主任。31這一件事,胡適認為是「給全國的一件最好的消息」。胡氏並指出冀察平津之舉行國大選舉,至少有三層特別意義:一、讓全世界知道這兩省兩市當然是整個中華民國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份;二、讓我們的強鄰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陰謀是必須失敗的;三、讓全國國民知道冀察平津的軍政當局是維護國家的統一,是不受浪人漢奸的煽惑離間的。32

 其六,是察北義軍的烽起。由於冀察的趨向中央化,察北各縣民眾得到極大的鼓勵。他們不甘忍受日偽軍的壓迫,紛紛組織義軍,向日偽軍進擊。五月二十八日,偽軍常子義團反正嘩變,崇禮義民趙春祥揭竿驅殺偽軍。六月十日,察北義軍李仲英部進攻沽源縣城。十二日,郭子英部復圍攻商都。至六月下旬,義軍聲勢大振,駐江會之偽軍副師長李鳴遠且曾接洽投誠,至七月五日,義軍李廷芳部一度逼近張北33。偽軍已處於被動地位,深感應付為難。

在冀察逐漸實施中央化的過程中,惟一引起輿論疑惑的是張自忠的應邀訪日。張等一行,系於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東渡。時人每懷疑張負有與日方秘密交涉的任務,即外交特派員程錫庚致外交部的報告,亦謂張自忠赴日係與日方商談收回冀東察北問題。34惟據張的隨員何基澧歸國後向其胞兄何基鴻報告:「這次在日本,大部份時間托在交際與游覽,就是張自忠市長個人也沒有與任何日人作任何接洽。」35天津市政府秘書長馬彥獅亦曾說明張自忠之赴日考察,本人並不願意。只因宋哲元已答應日人。張遂不得不奉命前往。張的訪問計劃本定為四十日,但未到三十日,宋即召其回國。36在戰後日方公佈的戰時文書中,亦未發現張自忠訪日時有任何承諾。

日方對於冀察的趨向中央化,自亦不能坐視不頭。天津駐屯軍當局於五月十二日召集「市民僚屬會議」,闡明日方立場,仍以冀察為對象,要求築路與開礦。37宋哲元為避免日方的糾纏,於五月二十二日與韓復渠(非此渠,暫代──編者)會於商河後,即返樂陵原籍休養,決定暫不回平。所有冀察軍政事務,則責令秦德純、馮治安、張自忠等負責處理。38宋之避免與日人接觸,無形中使華北的交涉陷於僵局。日本軍人為打破此一僵局,遂蓄意製造事端以便提出要求。六月七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璣曾毫無忌諱的說:「以對蘇作戰的軍事觀點來判斷中國目前的情勢,如果可以運用武力,我確認為應當首先給予南京政府以打擊,以消除我們後方的威脅。」39──誰能否認這不是日軍要製造事端的信號!

 

二、事變的爆發與宋哲元的猶豫

 

二十六年一月八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在平、津兩地舉行示威性的大游行1,可說是對華北當局實行武力威脅的開端。儘管東京日本內閣的政策仍是「集中力量擴大陸海車實力,避免在大陸上造成嚴重衝突」2,華北駐屯軍當局卻在不斷的舉行演習,頭示其向中國駐軍挑戰的企圖。據當時適任河北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宛平縣長的王冷齋記述:

「豐台日軍平時以演習為名,常常在蘆溝橋附近活躍,偵察地形。其初演習不過每月或半月一次,後來漸漸增至三日或五日一次,初為虛彈射擊,後竟實彈射擊;初為晝間演習,後來竟實行夜間演習,且有數次演習部隊競要求穿城而過,均為我嚴厲拒絕。如此者相處效月,因我方種種之應付及切實戒備幸未發生嚴重事件。」3

六月二十五日開始,日軍又在蘆溝橋以北以西地區舉行一連串之軍事演習。在演習開始前兩日,北平發現了來自通州方面偽裝共產份子的數百名便衣人員,企圖製造暴亂,幸北平治安機關防範嚴密,逮捕一部分便衣人員,始末釀成禍患。4然而,杯弓蛇影,北平民眾咸有變亂即將發生的預感。

七月七日夜晚,駐屯豐台的日本駐屯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中隊長清水節郎的率領下,在蘆溝橋以北地區平行夜間演習,而以蘆溝橋為其假想的攻擊目標。5夜十一時許,日本演習部隊突稱遭受中國軍隊的射擊,致使一名土兵失蹤。6彼等以此為藉口,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並同時向豐台報告要求支援,且由駐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向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提出交涉。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當即向北平市長兼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請示,秦允下令宛平駐軍代為搜尋失蹤日兵,但拒其入城搜尋。7時駐守宛平之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吉星文部以時值深夜,恐引起事端,拒絕日軍入城,日軍遂對宛平採包圍態勢,而豐台日軍亦由一木清直率領以急行軍來援。松井機關長對秦德純的答復亦不滿意,秦遂派王冷齋會同外交委員會主席魏宗瀚等前往日本特務機關部與松井交涉。及王冷齋等到達日本特務機關部時,松井已得到報告謂失蹤之日兵現已歸隊。日軍要求進入宛平縣搜查的藉口本系「一土兵行蹤不明」,該兵既已歸隊,日軍於理已無要求進城的必要,但松井則稱「須明瞭如何失蹤情形以便談判」,8要求雙方派員調查。王冷齋允其所請,函由王冷齋、林耕宇、冀察綏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與日軍代表櫻井,通譯齋藤茂等五人,前往宛平城作實地調查。王等出發前,曾訪日軍第一聯隊長弁田口廉也,弁田口告以日方由聯隊附森田徹中佐負「全權處理」之責。待王等甫行出城,即見日方增援部隊出動;行至宛平域外,即見日軍已就攻擊位置作射擊準備,並受日特務機關部輔佐官寺平之詰難;及入城後尚不及五分鐘(時為八日晨四時五十分),日軍即開始攻城,中、日間的戰爭因而爆發。9

七月八日晨,日軍對宛平之攻擊歷一小時後,為森田徹下令阻止。蓋森田意欲利用炮火之間歇,脅迫王冷齋,林耕宇等與之談判並接受其條件。王、林雖與之商談,但堅持先行撤兵之條件。談判遂無結果,雙方又恢復射擊。

午後四時,弁田口聯隊長派人賚書進入宛平,請王冷齋、吉星文或第三營營長金振中出城親商,王、吉以「未便擅離職守」卻之。一小時後,弁田口再送信於王冷齋,要求中國駐軍於下午八時前撤往永定河東,日軍則撤退河西,王冶齋以「本人非軍事人員,對於撤兵一節未便答復」拒之。10日軍遂再度攻城,此為一日之內之第三次對宛平城攻擊。其目的在迫使我軍撤離宛平,以便其攫取此交通要道的宛平城重鎮。日人始末料及宛平守軍不但堅守不退,八日深夜且曾實行夜襲,盡殲蘆溝橋附近日軍。八日下午二十九軍將領馮治安、張自忠、秦德純聯名致電中央,表示其抗敵決心曰:「彼方要求須我軍撤出蘆溝橋城外,方免事態擴大,但我方以國家領土主權所關,未便輕易放棄。倘彼一再壓迫:為正當防衛計,不得不與竭力周旋。」11

當七月八日宛平城內外敵我雙方對峙時,松井等人在北平與秦德純商洽停戰,意在作緩兵之計。八日深夜,雙方達成口頭協議三項﹕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二、日軍撤退豐台,我軍撤回蘆溝橋以西地帶;三、城內防務由保安隊擔任,人數約二百名至三百名,定九日九時接防。12宛平守軍於接獲秦德純此項通知後,正擬遵今實行,不意九日晨六時日軍又對宛平大肆攻擊。日軍此次之發動攻擊,系由旅團長河邊正三──日本駐屯軍步兵最高指揮官授令。13事變發生時,河邊本在山海關視察演習中之日兵,聞變後於八日下午趕回戰地,不顧秦德純與松井間的停戰口約,竟下達攻擊命令,其蓄意尋釁,實無可否認。

七七事變爆發後,全國上下無不義憤激昂,政府亦採取強硬立場。蔣委員長於七月八日電令墳察當局「固守宛平,就地抵抗」,並令調兵力四師北上增援,以備不虞。14外交部先於八日下午向日本駐華大使館,口頭提出嚴重抗議,九日,外交部次長陳介再對日本大使館參事日高重申抗議,十日正式致送書面抗議,鄭重要求日本政府轉電華北日軍當局嚴令肇事日軍,立郎撤回原防,中國並保留一切合法要求。15時宋哲元尚滯留樂陵原籍,聞變之後,亦極氣憤。據汪兆銘講,宋於事變發生後,曾致電二十九車諸將領,要他們「撲滅當前之敞」。16

不意宋哲元旋即改變態度,於回抵天津時主張與日本軍方和平商談。

宋哲元係於七月十一日晚六時三十分自樂陵抵達天津,次日即發表談話,認為蘆溝橋事變乃系局部衝突,希望能做合法合理的解決。談話中有「余向主和平,愛護人群,決不願以人類作無益社會之犧牲」等語。17意義含糊,頗啟國人疑慮。蔣委員長因於七月十三日電令宋氏「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蔣電如下:

「蘆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日方目的,則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須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柬,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決無巳時。中正巳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平津國際關係複雜,如我能抗戰到底,只要不允簽任何條件,則在華北有權利之各國,必不能坐視不理;而且重要數國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決宣戰,願與兄等各將土共同生死,義無反顧。總之,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救,萬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後勝算必為我方所操。請兄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餘地。今日對倭之事,唯能團結內部,激勵軍心,絕對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則勝矣。」18

蔣委員長此電到達後,宋因有不接受日本任何條件之表示,19 然宋卻滯留天津企圖輿日方謀求所謂「局部解決」,則為事實。宋之趨向於軟化,實系基於下述三項因素:

其一,宋抵達天津之日即七月十一日,由秦德純、張自忠與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談判的一項停戰約定,已經達成。蓋七月九日下午,橋本群自天津前往北平,會同日本駐平武官今井武夫向秦德純提出四項條件﹕一、二十九軍派代表向日方道歉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二、處分肇事之二十九軍軍官;三、二十九軍不得進駐永定河之左岸;四、取締藍衣社、共產黨等抗日組織。20

談判初在北平進行,十日橋本群返津後,遂由張自忠與今井在津交涉。十一日,雙方達成協議。據日本大使館透露協議內容是:一、二十九軍派高級軍官道歉;二、處分在事變中負責任之軍官;三、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21協議之達成在宋抵津前,用印則在宋抵津之後。宋顯然認為這項協議可以接受,和平之門既未完全關閉,自不宜輕啟戰端;宋固不知東京閣議已於同日決定派遣重兵來華也。 

其二,宋到津後即受到親日份子的包圍。蘆變起後,平津親日份子曾秘密向日方特務人貝接觸,並設計壓迫冀察當局向日方妥協。宋哲元返津後,親日份子陳覺生、齋燮元、潘毓桂等紛紛向宋進言,要求宋留津與日人談判。

如奸人潘毓桂─一即曾自承「先與日本駐北京特務機關長松井少將商定辦法」,然後「詣津謁宋,痛陳利害」,並雲「宋為之動容。」23

其三,宋為日本軍方「地方化」、「就地解決」、「不擴大方針」等謊言所愚,對南京中央當局之決策缺乏瞭解。誠然,事變發生之初,華北駐屯軍當局及東京參謀本部均曾表示行「不擴大方針」,主張向地方當局交涉以求「現地解決」。實則此乃日方所放之煙幕,目的在阻止中央援兵北上,孤立二十九軍,然後予二十九軍以嚴重打擊。事實上,東京軍令部早於七月十二日所策定的「對支作戰計劃」中,即決定「為打擊中國第二十九軍為目的,戰局須局限於平津地區」,「本乎局限方針,目前應向平津地區迅速派遣陸軍兵力,以達膺懲二十九軍之目的。」七月十五日決定之「中國駐屯軍之作戰計劃策定」,其首項「方針」即是「軍事行動開始時,速以武力膺懲中國第二十九軍,第一期應先將北平郊外之敵掃蕩至永定河以西。」24宋哲元在日人及親日份子包圍下,只聞「不擴大方針」、「局部解決」之攔言,不知日軍當局業經決定動兵之內情,對我中央堅定之立場與不再退讓之決心,亦缺乏瞭解,故終為日人所愚,深犯「主將誤信和平」之忌。25

事變初起時,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在臥病中,參謀長橋本群負實際指揮之責。七月十一日,東京五相會議除通過陸相杉山元的提議增兵華北外,並任命原任教育總監部本部長職務之香月清司中將繼田代出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於七月十二日抵達天津,十三日即作成「狀況判斷」,除主張華北首次增加之兵力應能一舉而將中國二十九軍擊潰外,並決定向宋哲元提出下列七項要求,以為談判的基礎:

一、徹底鎮壓共產黨之策動;

二、罷黜排日之要人;

三、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機關應從冀察撤退;

四、排日團體如藍衣社,CC團等,應撤離冀察;

五、取締排日言論、宣傳機關及學生與民眾運動;

六、取締學校與軍隊中之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備由保安對擔任,中國軍隊撤出城外。26

據日方資料之記載,日本駐屯軍首次向宋提出上開七項要求,系在七月十四日晚間,由專田參謀當面提出。宋表示原則上無異議,惟希望延緩實行。27宋即指派張自忠、齊燮元、陳覺生等與日方繼續商談。齊、陳均為親日份子,自忠當時亦被認為是二十九軍中之主和派,不過據當時任職天津交通銀行的徐柏園所述,張自忠曾於七月八日與二十四日對他說過這樣的話:「對方是有計劃的,弄得不好,會出大亂子。混蛋的日本人,當然耍殺盡他們才痛快;但若仍有一線的希望,日前總以彌患為是。」28這兩句話,可以反映張白忠當時的想法。

宋哲元滯留天津期間,我朝野內外,均對宋氏與日人談判的結果表示疑慮與關切,致電慰問者有之,發電責備者有之,親往天津當面對宋陳論利害者亦有之。七月十三日,宋以二十九軍全體官兵名義電謝上海各團體之慰問時,曾有日軍之宗旨在戰鬥,凡我官兵,慷慨赴義,分所當然」之壯語,29國人聞之,均感振奮。不意十五日宋又發出感電,謝絕國人勞軍捐款。說是「遇此類小衝突,即勞海內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雖甚殷感,捐款則概不敢受」,30國人聞之,又覺啼笑皆非。七月十六口,北平教育界代表李書華、張貽惠、李蒸、劉治洲等人前往天津謁宋時,發現宋的態度猶豫而矛盾。宋一方面對代表們表示他並未與日人簽訂任何協定,他曉得日人是貪得無靨的,今日答應日本人的要求,明天日人就又提出新條件,二十九軍絕不向日人讓步;另一方面,宋卻又顯示其願意有限度的接受道歉及撤兵等要求以維持華北和平。31十七日,宋答復二十九軍駐京代表李世軍對天津談判之真相詢問時,表示兩方談判,僅以解決地方局部衝突及兩軍各自撤回原防地為目的。既未承認任何喪國的協定,亦未談商任何超越撤兵及解決局部衝突範圍之外的重大問題;32但宋同時又表明不同意中央派兵北上。33

宋在天津滯留了八天,這八天可能是他生平中最為國人所不能諒解的八個日子,也可能是他最感到悔恨的一段時間。

據日方資料的記載,宋哲元在津談判的真相是:七月十六日以前,宋確末承諾任何條件,只是「虛與委蛇」。

但十六日晚間,香月清司接獲東京陸軍省的指示,要香月採強硬路線,限期要宋哲元答應日方之要求。香月遂於十七日通知宋哲元,限宋於十九日以前承諾。十七日夜,張自忠與橋本群等再作商談。十八日午後,宋藉參與於十六日死亡之田代皖一郎葬禮之便,與香月清司見面,日人解釋為是宋對日軍的單方面道歉,宋則認為是互相道歉。

日方資料復謂宋於十九日曾與香月商定細目六條,由張自忠與張允榮代表二十九軍簽字。34但宋始終未曾承認。據日方資料,宋與香月約定的「細目協定」六條是:

一、徹底鎮壓共產黨之活動;

二、革除妨害中日合作關係的人員(冀察當局願自動的予以罷免)

三、撤換冀察境內屬於排日組織之人員;

四、藍衣社、CC團等排日組織應撤出冀察;

五、取締排日言論、宣傅機關及學生與民眾運動。

六、取締冀察所屬各部隊各學校之排日教育與排日運動。35

宋哲元於七月十九日晨乘北寧路專車離津赴平,車過楊村西側橋梁時,發現炸彈,幸末爆炸。據王冷齋之記述,此炸彈為日方所置。36同日上午十時,宋安抵北平。次日,發表公開談話曰:

「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國家為前提。此次蘆溝橋事件之發生,決非中日兩大民族之所願,蓋可斷言。甚望中日兩大民族彼此互讓,彼此信任,彼此推誠,促進東亞之和平,造人類之福祉。哲元對於此事之處理,求合法合理之解決,請大家勿信謠言,勿受挑撥,國之大事,只有靜侯國家解決也。」37

觀此可知,宋仍對所謂「和平談判」,抱有希望。不意正值和平彈聲彌漫北平內外之際,日軍突於二十日下午三時許,以巨炮轟擊長辛店及宛平城,造成我軍民極大傷亡,吉星文團長及宛平縣保安大隊附孫培成等亦均於是役負傷。38但宋哲元仍遷就日人的要求,下令撤除北平街頭設置之沙袋、拒馬等備戰設施,令馮治安之三十七師與趙登禹之二三一師換防,擱置二十九軍高級將領們建議的一份備戰計劃,39電請奉中央命令北上赴援之孫連仲等部停止前進,40將七月十一日與日方協議之停戰條件報請中央核議,41並令平漢路局試行通車。42於七月二十三日接見外交部特派員楊開甲、孫丹林時,宋亦告以:「蘆案和平已有七戍希望,今後交涉中心,端在中日兩政府。」43顯然宋哲元此時尚認為和平可期,初不料已陷日方陷阱,兩日以後日軍再進佔廊房,戰火遂一發不可收拾。宋於此時始憬悟於和平之不可恃,才準備迎戰。

 

三、南京與東京間的交涉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時,行政院蔣中正院長及外交部王寵惠部長均在牯嶺。當外交部次長陳介於七月八日中午,獲悉事變發生之後,除電冀察政務委員會查詢真相外,並立電王寵惠部長報告,王當即回電指示「請即派員向日本大使館口頭嚴重抗議,並勸告日方彼此先即停止軍事行動,以免事態擴大。」1陳介奉令後,即於七月八日下午約見日使館副武官大城戶三治提出口頭抗議,並請其報告日本參謀本部及陸軍省。轉告華北駐屯軍立即停上軍行事動。2九日,陳介復約見日本大使館參事日高,重申抗議。3王寵惠於七月十日自牯嶺返回南京主持外交部務,並於同日向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書面抗議,聲明:

「此次日軍藉深夜在蘆溝橋演習之機會,突向該處中國駐軍猛烈攻擊,以致傷亡中國士兵甚眾,物質損失,亦甚重大。日軍此種行為,顯系實行挑釁之計訓,尤極不法。外交部於此事發生之當日,已向日本大使館面提抗議,並保留一切合法要求,茲再重申抗議之旨,請日本大使館迅速轉電華北日軍當局嚴令肇事日軍立即撤回原防,恢復該處事變以前狀態,靜候合理理解決。外交部仍保留關於本事件一切合法之要求。」4

外交部此項抗議,競未得日方答復。蓋日本內閣已於七月十一日藉口中國政府已派兵北上,決定派遣日本土三個師圖及駐朝鮮、偽滿之一部份駐軍增援華北。5並發表聲明稱:

「查華北治安,關係帝國及滿洲國,絕對緊要,毋待儕言;中國方面,對此非法法炮擊及排日侮日,應予道歉,並採取適當力法,保障今後不再發生此種行動,實為保持東亞和平必不可少之條件。因此,帝國政府於本月閤議,決定派兵增援,以為必要之措施。雖然,維持東亞和平向為帝國切念之事,雖在今後仍不放棄和平折衝之志願,以免事態趨於擴大。希望中國迅速反省,以利事件之圓滿解決。」6

日方此項聲明中之「不放棄和平折衝之意願」,字面上末始不冠冕動聽,實際上則是一種詭謀。一面派兵增援,一面又叫喊和平折衝,其日的則欲借武力之壓迫,迫使中國方面接受其嚴苛條款。且日本當局自始即認定蘆溝橋事變為地方事件,主張徑行與華北地方當局談判,不願中國政府多所過問。日本駐南京領事於七月十一日接獲東京訓令後即曾向中國外交部長表明此意思。7

中國外交部針對日本「現地解決」的要求,一方面發表聲明,重申中國一向主張經由外交途徑,本平等互惠原則,與日方謀求和平解決兩國間一切爭端之立場,8一方面致文日本大使館,聲明「此次所議定或將來待成立之任何諒解或協定,須經中國中央政府核准方為有效」。9外交部並派楊開甲、孫丹為特派員前往北平協助冀察當局與日本當局周旋,10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亦派參謀次長熊斌北上,令宋哲元移駐保定。以免受日方之包圍與壓迫。七月十二日,日高參事諧副武官大城戶至外交部訪晤王寵忠部長,首以戒脅口語說:日本政府對於中國中央軍及空軍或已出動或準備出動一事,「已抱最大決心,以謀應付」。王部長當即提議解決爭端的兩項原則:一、雙方出動之部隊各回原防;二、雙方立即停止調兵,並請日高即轉告日本外務省及軍事當局,不意大城戶立即回答:「部長所說將出動部隊調回原防,在現在情形之下,實為不可能之事。因本人為軍人,對於軍事甚為熟識。現之軍事部屬為防萬一計,早已辦妥,故此事難予同意。」12

七月十四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向外交部遞交復諜一件,強調日本駐軍華北及舉行演習系依據條約上之權利,蘆溝橋事變系日軍遭受中國方面之攻擊,反對中央派兵北上及干涉冀祭的地方談判。外交部於十五日再向日使節提出節略,對日方「欲以違反事實上之見解,除免日方一切應負的責任」之復諜,表示「礙難承認」,並一度抗議日軍於十四日在天津扣車運兵,堅持中國之立場:「日本政府應立將此次增派來華之日軍,悉數撤回,並將本案肇事日軍撤回原防,恢復事件以前之狀態,靜侯合法解決。至於關於本案之一切要求,外交部現仍保留提出之權。」13

中國政府鑒於對日本當局直接交涉的無效,曾於七門十六日央請時任英國駐華大使計季閣森向東京試探。季閤森大使以個人名義寄信美國駐日代辦達茲,請他立即轉達日本外務省,告以中國蔣委員長准備自十七日起停止調動軍隊,但希望日本亦採取同樣行動。此外中國並準備另作安排,以使雙方卷入沖突的軍隊,各回原防地。14當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獲悉此事後曾說﹕“假如日本真的希望避免敵意的擴張,顯然這是一個良好的機會。」但當達茲將季閤森大使的建議轉給日本外務省之時,日本當局立即通知季閤森大事說﹕「由於蘆溝橋事變之解決,完全在華北當局之職權範圍之內,日本政府不能接受蔣委員長的提議。」16蓋日本當局完全漠視中國政府的主權,視冀察當局為一獨立的政權矣。

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廬山談話會發表了鄭重的政策彈明。蔣委員長首先指出:「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是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蘆溝橋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然後宣佈中國政府對蘆溝橋事變的態度是:

「我們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案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生權與領土的完終;

二、冀祭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蔣委員長並聲明,這是中國政府對於蘆溝橋事變所持的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系日本軍隊之行動。」18

諷刺得很,就在蔣委員長在廬山宣布此項政策的當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前往我外交部,將一份最後通諜式的備忘錄交於王寵惠部長,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停止軍事挑釁行勛,不得干涉冀察當局與日本軍方所訂協定的實行」。尤有進者,即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給予適當的答復。」同日,日本陸軍武官大城戶向軍政部政務次長曹浩森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對於日本政府此項無理的要求,中國外交部於七月十九日下午三時,派科長董道寧赴日本駐華大使館會晤日高,並面交一份備忘錄,作如下之答復:

「自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次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得解決。乃日本政府雖亦甘宣示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河北省內。迄今為止,顯欲施用武力。我國政府於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衛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於和平之維持。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長接見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時,曾提議停止雙方軍事調動並將軍隊撤回原地,日力對此提議,迄無表示,不勝遺憾。現在我國政府願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約定一確定之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隊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衝之希望,想必願意接受此項提議。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總之,我國政府極願盡各種方法維持東亞之和平,故凡國際公法或國際條約對於處理國際紛爭所公認之任何和平方法,如兩方直接交涉、周旋、調解、公斷等,我國政府無不樂於接受也。」21

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收府此項和平解決的提議,認為是對其七月十七日內閣決議的「完全拒絕」,因而立即採取了如下的敵對行動:在東京,日本內閣於十九日舉行緊急會議,無异議通過了陸相杉山元的「動員計劃」,立即向華北大量增兵;在南京,喜多誠一武官於十九日往見軍政部長何應欽,粗野的詰問中央政府何以反對二十九軍與日方間之談判,何以違背「何梅協定」之諒解派遣中央軍進入河北,之後,複以強橫語氣威脅說:「日本對此非常時局,已有重大決意,如中國抱有待日軍撤退中國軍始撤退之意,則局勢必惡化」。在天津,香月清司司令官下令準備在宛平地區攻擊並調助日軍使進入有利的位置。日本政府並公開指貞中國此府的提議為「缺乏誠意」,並妄稱「局勢惡化的原因,完全是由於中國政府對華北地方當局現地解決的干預,與陸續派兵北上」。

局勢發展至此,戰爭已是不可避免。然中國政府為謀最後的和平努力,曾於七月二十三日批准了冀察當局與日方關於七月十一日所訂的協定。此項協定是宋哲元於七月二十一日(十天之後)報告中央的,南京於二十二日收到,二十三日,蔣委員長於召集軍政負責大員會商後,立即電復宋哲元說明兩點:一、來電所報告之條件如已簽字,中央願予以批准,以與宋共同負責;二、如尚未簽字,中央有兩點意見補充:一點是三十七師的撤離宛平縣應認為暫時性的,一點是對共黨的鎮壓及其他排日團體的取締,應由中國自行決定。中央這一舉措,一方面表達了政府不使冀察當局為難,中央與地力主張一致的用心,一方面也對外宣示了中國政府謀求和平解決蘆溝橋事變的誠意與決心。無如日本軍事當局已決定在華北用兵,中國政府的任何努力都歸於徒然。

 

四、宋哲元最後的決斷──抗日守土

 

七月二十三日以前,宋哲元仍相信蘆溝橋事變的危急不至發展為全面戰爭。他認為只要中國方面能夠忍讓些,讓日本人佔點小便宜,問題就會解決。這是由於宋哲元在過去兩年來,屢次受到日方的挑釁,他也屢次以道歉,懲辦當事人員,保證不發生類似事件等方式應付過去。他顯然認為這次事變仍和兩年中所發生的其他事變一樣,日本駐屯軍的日的不過在想佔點上風,以便向東京當局炫功。但自七月二十三日以後,宋發現日本人的目的固然不那麼單純,中國政府的態度也不像以往的退讓,在「我不殺人、人必殺我」的覺悟心理下,宋停止了與日人間的和平談判,開始作備戰的必要準備。他命令中止三十七師的南調,令石友三的保安隊即行在西苑布防,並秘密地調遣趙登禹的一個團進駐北平。促成宋哲元態度轉變並堅定其抗日守土決心的因素有三:

 一、日軍變本加厲的侵逼:日本軍方要發動對二十九軍的攻擊是預謀的,七月十二日與十五日的兩次作戰計劃策定,均以「膺懲二十九軍」為其首要目標。七月十七日東京參謀本部決定的「北支兵力行使之際對支戰爭指導綱要」的第二項,副標題為「第二十九軍之掃射」,其第一款並明白規定:「自行動開始,即對二十九軍使用優勢兵力,作戰地域在河北省北部施以急劇之大打擊,以影響其放棄依靠中央軍加入戰鬥之意志。」七月十八日,日本駐屯軍在天津開始檢查郵電,並有六千名增援日軍到達天津。二十日,香月清司下令日軍完成對蘆溝橋地帶的攻擊準備,並再度攻擊宛平縣城。到二十三日為止,根據中國方面所獲得的確切情報,有八個師團的日軍約計有十六萬人,已經抵達平津地區或正在駛華途中。日本的第一支運輸船隊並於二十五日在塘沽卸下十萬噸的軍用品。日本軍部的作戰計劃,極度秘密。宋哲元當時固無法獲悉,但日本增援部隊的到達與戰略的部署,卻是有目共睹。宋哲元認為日軍的大量增援與節節進逼,是先發制人之計,於是不能不改變態度,由和平談判進為積極備戰。

二、對中央抗日決策的瞭解:事發初起時,宋對中央的決策是不甚瞭解的。參謀次長熊斌雖奉命於十四日北上抵保,希望與宋會晤以傳達中央意旨,但由於來時滯留天津,致未能即時晤面。及宋於十九日回到北平,熊斌於再赴南京請示後,即於二十二日晚由保定秘密赴平謁宋。與熊斌同行者尚有楊宣誠與張蔭梧,楊代表海軍部,張則代表河北省地方人士。於同時期內,中央復派劉建群、戈定遠秘密赴平謁宋勸導。據熊、劉兩氏記述,宋對中央是否決定與日本作戰,仍表懷疑,對蔣委員長命其移駐保定的用意,仍不甚瞭解。經熊、劉、弋等詳為分析,陳論是非得失,宋對中央的決策始完全瞭解,於是決定依照蔣委員長的命令行事。熊賦於二十五日離平,劉、戈尚稍後一兩日。日方對熊斌的訪平,認為是宋哲元態度轉變的起點,漢奸潘毓桂則稱二十六日「廣安門事件」宋之下令射擊,乃是戈定遠要的圈套。秦德純並曾指出,在劉、戈等留平期間,中央曾有令二十九軍發動攻擊的命令。不可否認的。是熊、戈、劉等人的由京到平訪宋,才對宋的最後決心抗日,產生了影響力。

三、中央補給的到達:事變起初時,中央雖派遣國軍北上保定,支援二十九軍,但宋哲元常時在津與日方談判,表示不願中央派軍隊北上,以免為日軍作為藉口,使情況惡化。及宋回抵北平,中央一方面派員前往堅定宋之信心,一方面秘密補給二十九軍以加強戰備。據蔣委員長本人透露,二十日後數日內,軍政部曾捕充二十九軍子彈三百萬發,並將河南鞏洛警備司令部所屬高炮部隊調至保定,歸宋哲元指揮,並令將各兵站倉庫,向前推移,以便作戰時補給之需,中央之補給到達,士氣振奮,宋哲元抗日守士的決心,自應為之加強。

由於宋哲元態度趨向強硬,二十九軍加強了備戰措施,北平的民心亦為之激昂奮發。二十四日,北大全體教授發表對蘆溝橋事變之宣言,將「我們為人道正義,為自由、為和平而犧牲,自所不惜」的決心,宣示中外。

青年學生亦自動組隊,協助二十九軍作抗敵的準備工作。宋哲元下令一三二師趙登禹部在永定河以南集結,並不顧日方的抗戰,令一三二師石振綱旅接替北平城防。

二十五日夜,「廊坊事件」爆發。廊坊為京、津間的一個小鎮,地位重要,由二十九軍三十八師二三旅劉振三部駐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屬於日軍新增部隊第二十師團的一個中隊配屬部分工兵,藉口修理平津間軍用電線,自天津開至廊坊,將廊坊車站佔領。駐軍與之交涉請其撤退,日方不允。遂導致雙方之軍事衝突,戰鬥繼續至次〔二十六日〕晨,日軍從陸空兩方面增援,駐軍雖英勇抵抗,然因眾寡懸殊,被迫於二十六日中午退駐黃村,廊坊遂陷入日軍之手。宋哲元聞變,知戰爭已不可避免,一面召見外交部特派員孫丹林,方說「戰爭恐不能免,外交大計仍應由中央主持」,一面令一四三師長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即刻返察,「照計劃做,八月一日行動。」

日軍於二十六日中午佔領廊坊,當日下午即又由豐台派兵一中隊,分乘軍車數十輛,冒充城內大使館衛隊野外演習歸來,企圖進入北平。行抵廣安門時,為守城部隊獨立二十五旅六七九團劉汝珍部所阻。日軍堅欲進城,並作攻城之狀,宋哲元聞報後,即令劉團備戰。劉團乃開啟城門,誘日軍進城,及進至一半,劉團士兵開始射擊。日軍陷入混亂中,遭受相當損失。日方稱此次衝突為「廣安門事件」,認為系二十九軍部隊所預謀之抗日行為。香月清司遂於當日晚向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限宋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將馮治安之三十七師部隊撤退至永定河以西,並陸續撤退至保定以南。日方通牒之譯文如下:

「廿五日夜間,我軍為保護廊坊通信所派土兵,曾遭貴軍非法射擊,以致兩軍發生街突,實深遺憾。查此事發生之原因,責由於貴軍對於我軍所訂立協定,未能誠意履行。如果貴軍有使事態不趨擴大之意,須將蘆溝橋及八寶山附近配備之第三十七師於二十七日正午以前撤至長辛店,並將北平城內之三十七師撤出城外,其在西苑之三十七師部隊,亦須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先從平漢路以北地帶移至永定河以西之地,並陸續撤退至保定方面。如不實行,則認為貴軍未具誠意,而不得不採取獨自之行動以謀應付。因此,所有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

依據香月清司此項通牒,日方限令三十七師撤出蘆溝橋、八寶山的時限是二十八日中午十二時。日本駐平使館人員亦曾對美國駐華大使做過在撤兵限期內不發動攻擊的保證。不意二十七日晨三時,日軍卻向駐扎通縣之傅鴻恩營發勁攻擊,激戰至十一時,傅營始突圍。同日晨五時,日軍復向團河進攻,並出動飛機十八架,騎兵一大隊,聯合進攻,致使守軍一三二師第四團傷亡在千人以上。蓋東京參謀本部已於二十六日下令香月清司動用武力。二十七日復致電香月告以「支那駐屯軍司令官之現行任務為對平津地區支那軍之膺懲」,同時下達命令;調第五、第六、第十等三個師國之全部及其他八十六個戰鬥及後勤單位之一部,即行增援華北。至是日方藉「地方化」「和平談刊」之煙幕以掩護其軍事行動的真相,乃大白於世。

處此情形之下,宋哲元深知除奮起抵抗外,別無他途可以自救。二十七日晚,宋與南京中央政府通直接電話,報告他已決心拒絕日人的最後適牒。當晚,宋通令二十九軍各地部隊奮勇抵抗,並發表感電向全國各界作如下之聲明:

「哲元自奉命負冀祭軍政之責,兩年來以愛護和平為宗旨,在國土主權不受損失之原則下,本中央意旨,處理一切,以謀華北地方之安寧,此國人所共諒,亦中日兩民族所深切認識者也。不幸於本月七日夜,日軍突向蘆溝橋駐軍襲擊,我軍守上有責,不得不正當防禦。十一日雙方協議撤兵,恢復和平。不料於二十一日炮擊我宛平縣城及長辛店駐軍,於二十五日突向我廊坊房駐軍猛烈攻擊,繼以飛機大炮肆行轟炸,二十六口晚又襲擊我廣安門駐軍,二十七日早三時又圍攻我通縣駐軍,進逼北平南北苑。已均在激戰中,似此日日增兵,處處挑釁,我軍為自衛守土,除盡力防衛聽候中央解決外,謹將經過事實掬誠奉聞。國家存亡,千鈞一發。伏乞賜敘,是所企禱。」

宋哲元雖然決心抗日了,但為時已遲,日軍已不允許二十九軍有準備的時間。二十八日黎明,日軍出動了關東軍增援部隊之鈴木混成旅團與酒井機械化旅團,配以飛機三十架,分頭向南苑、西苑、北苑之二十九軍駐軍猛烈襲擊,南苑之戰尤其慘烈,我軍未及防備,致犧牲慘重。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及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均壯烈殉難。美國駐華大使館助理武官巳勒特上校曾述其於七月三十一日實地觀察南苑戰場時,所得的悲慘印象如下:

「大約是七月三十一日,史迪威上校和我走出北平城門,沿著通往南苑的一條大道走去。走過一公里許,我們即發現幾百個士兵與馬匹的屍體以及大量的軍用物品,堆積在路上,這顯示中國軍隊是在密集隊形下被突然襲擊的。路旁的濠溝內及附近的田野中,也堆滿了無數的傷兵,他們仍未斷氣。卡車上也滿堆著尸體,在炎熱的氣候下,這些尸體已在發臭。顯然中國軍隊是被突然攻擊,沒有時間散開。從死者的徽章判定,這個被襲擊的單位是二十九軍三十七師的特別團。」

二十八日下午,宋哲元與秦德純、張自忠等在鐵獅子¨胡同進德社舉行緊急會議。他們面臨的難題是:堅守北平,還是退守保定。中央政府及全國民眾均希望二十九軍能守住北平,但地方人士則不希望使北平文化古城化為灰塵。宋哲元最後的決定是:留張自忠以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市長名義在北平繼續維持治安。三十七師馮治安的部隊撤至永定河南岸布防,宋哲元、秦德純則遵照中央前令,移駐保定。當晚九時,宋、秦勛身南下,二十九軍駐守部隊也於夜半悄悄的撤離了北平古城。

北半撤守後的第二日,既七月二十九日,通縣爆發了冀東保安第一總隊反正殺敵的戲劇化行動。通縣本為漢奸殷汝耕偽組織之首府,駐有日翠特務機關部及憲兵一中隊,尤為日本浪人及不法之徒活動的淵藪。惟駐守通縣之偽保安第一總隊張慶餘部及第二總隊張硯田部均系于學忠舊部所改編者,深具民族思想,久已與宋哲元秘密聯絡,伺機反正。二十八日北平近郊戰爭爆發後,民間盛傳二十九軍反攻豐台勝利,通縣保安隊受此鼓勵。遂於二十九日淩晨二時許宣布反正,並誓師殺敵,當將日木特務樓關長細木繁,守俯大隊長一木西以下日木軍人及日本浪人三百餘人,悉數殲滅,並將股汝耕捆縛,計劃押赴北平。不意張慶餘派人赴平聯絡時,發現二十九軍業已撤離,而日軍援軍又至,於奮戰一日後,不得不化整為零,分向保定方面集中。殷勤汝耕竟復為日軍所奪回。

與通縣保安隊起義殺敵之同時,二一十九軍駐天津之三十八師部隊與警察人員,亦由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指揮,向日本駐津各機構及租界進攻,李文田並與副指揮劉家鸞,天津市府秘書長馬彥翀聯名通電,宣示其「誓與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戰,義無反顧」的決心。我軍土氣用命,淩厲無前,曾將北倉機場及日人駐守之車站佔領,並一度逼近日租界之海光寺,但以日本援軍趕到,眾寡懸殊,於奮戰一晝夜後,於三十日忍痛退卻。李抵保定後,奉令代理第三十八師師長。

宋哲元七月二十八日夜晚離平赴保,決定於倉卒之間,事先未及向中央請示。消息傳至南京,政府領袖與社

會人土均感突然。二十九日上、下午,蔣委員長兩次召集特別會議,商討平津局勢驟變後之政府方針。同日晚,蔣委員長接見新聞記者,對宋哲元突然離平一事發表如下的對話:

問:宋委員長突然離平,致失重鎮,未悉中央對其責任問題如何處置?

答:在軍事上說,宋早應到保定,不宜駐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張。余身為全國軍事最高長官,兼任行政責任,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人負之。余自信必能盡全力負全責,必挽救今後之危局。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為國人有識者預想所及。日人軍事政治勢力之侵襲壓迫,由來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絕非偶然。況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能認為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算為已經了結。日軍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之手段,則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爭之結局。國民只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至宋個人責任問題,不必重視。」

蔣委員長此項談話,一方面是基於全國政治及軍事情勢的考慮,一方而也是基於對宋哲元的信賴與愛護。當蘆變發生,宋汲汲於與日方談判和平之際,應邀參加廬山談話會的各界人士,對於來哲元的忠貞程度,曾有不少人表示懷疑,蔣委員長當時即曾聲言:「我信任二十九軍,二十九軍是愛國的。」蔣先生二十九日的談話,顯示其對宋哲元的信任,因平津倫陷而稍變。這是政治家寬容態度的最高表現,也是蔣先生為促成國家團結共赴國難所抱持的一片苦心。

就宋哲元本人而論,他深知平津情勢之陷入不利,是他猶豫寡斷、誤信和平的結果。宋於抵達保定後,即表示其引咎之點。八月三日。宋正式發表通電,承認平津的失守與二十九軍遭受到的重大損失:「固為敵人之蓄久計劃,,亦為哲元處置失當,實應受國家之嚴重處分。」並將二十九軍統率責任交與馮治安師長代理,他自己「擬稍事休養,再圖報國。」

中央對於宋哲元的乞假休養,並末核准。相反,最高軍事當局還於八月六日任命宋哲元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一集團單總司令,擔任平漢前線的作戰任務。二十九軍此時亦擴編為三個軍:原來三十七師擴編為七七軍,由馮治安任軍長;原三十八師擴編為五九軍,由宋哲元兼任軍長;原一四三師擴編為六八軍,由劉汝明任軍長。除劉汝明部歸第二戰區統轄外,七七、五九兩軍均仍在宋的第一集圃軍戰鬥序列內,繼續抵禦日軍的南侵。為激勵士氣,宋於八月十四日發表告官兵書,勉勵兩點:

一、我們為中華民國之軍人,應盡護國衛民之責任,要始終貫徹我們的精神,奮鬧到底。本軍現一切已整理就緒,仍本一貫精神,照樣積極動作。

二、凡我官兵,應知我國家已到生死存亡最後關頭,我不殺敞,敵必殺我,大家應一致振作起來,本不屈不撓之精神,作再接再厲的奮鬧,前仆後繼,死而後已。

政府領袖雖對宋哲元寄予不保留的信賴,民間輿論及少數民意代表,對宋的遽形撤離平津,仍不無微辭。宋感到有前往南京對各方加以說明的必要。遂先派石敬亭、秦德純赴京報告,並預作安排。宋本人則於八月二十一日自河北前線到達南京──這是宋二十年春受任二十九軍軍長以來,首次到京訪問。在宋尚未到京前,據宣介溪的著述,蔣委員長在南京中央軍校的一次紀念周上,曾經宣稱「這兩天南京將有一位特別客人來,他就是宋哲元。我今天耍告訴大家,宋哲元不但不是有過的人,而且是對國家有大功的人,他在華北一切,都是聽我的命令。」蔣先生就是這樣地經常代人受過的,對張學良更是如此。

宋哲元到京後的次日,即八月二十二日,曾發表書面談話,說明其來京任務及對抗戰前途的信心:「哲元此次來京,系向中央及蔣委員長報告並請示一切。現在二十九軍在前方各部隊,均已布置完畢,陣線堅固。駐冀駐察各部,分由馮主席治安劉主席汝明率領,正在與敵對戰中,土氣振奮,均抱同仇敵愾之心。現在國家已到最後關頂,我不殺敵,敵必殺我。刻下我全國軍民一德一心,在中央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抱必死之決心,必得最後勝利。」

宋哲元在京停留一周,除晉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表達敬意外,並晉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宋慰勉有加。因蔣先生的緣故,各界人士對宋亦熱烈歡迎。在舉國一致,全民一心的熱情感雪下,宋哲元帶著滿懷的信心與希望,回到了河北前線的指揮崗位。由保定、而滄縣、而德縣、而新鄉,宋一直挺身於第一線上,茹苦含辛,出生入死,殺敵報國,再接再厲,直到二十七年八月宿疾復發,始請准解除兵柄,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追隨政府入川。

註釋略。黃花崗雜誌打字、編輯、校對和排版)

第二十一期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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