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英

本报记者 杨姣摄

南京受降仪式纪录片中的赵振英

这间昏暗狭小的房间，摆上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书桌就难以转身了；书桌上镶在镜框里妻子微笑的遗像，深情地凝视着房间的主人。屋子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只有偶尔从窗外传来几声邻近小学操场上孩童的嬉闹声。

房间的主人名叫赵振英，今年已经93岁了。老人满头白发，尽管拐杖在手，走起路来却依旧步履蹒跚。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谨言慎行，就连看到街边戴红袖章的保安，都会感到些许恐惧。

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在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里，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是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

这本该是少校个人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页。但在此之后，因为国民党军官身份，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出狱后，老人一直蜗居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居民楼里，并决定永远将这个“秘密”烂在肚里。

然而无意之中，一幅来自异国他乡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写满签名的笔记本，打开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深圳的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闻讯而来，历时近两年，为老兵赵振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发现少校》。

“历史就像陈年的胶片，免不了尘埃和划痕，甚至断裂。”这家公司的老总邓康延说，“在时隔65年后，能够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荣耀，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一幅图片掀开一段历史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与2006年初春的那个晚上，晏欢点开那个陌生的网站有关。

这个50岁的香港人，是建筑设计工程师，现居深圳。他外公潘裕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

不过，小时候，晏欢并不十分清楚这段历史。他只是隐约得知，外公曾是国民党军官，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甚至有点老态龙钟。直至外公去世，他也没觉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么区别。

一次偶然机会，晏欢看到一本介绍中国远征军的书。他吃惊地发现，外公的名字在书中被反复提起。他郑重地问母亲，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马一生。

怀着对外公的些许负疚，晏欢开始了一段寻找历史亲历者的旅程。在此后的10多年中，他一点一滴地打捞着与外公有关的历史，并渐渐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者。

200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晏欢像往常一样，在网上搜索与远征军相关的史料，无意间，他点开了一个陌生的美国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陈列着许多与远征军有关的史料。一页一页翻下去，晏欢突然间发现了两件此前自己从未见过的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方有“陆军新编第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的字样，照片的背景是一处假山，数十名中国军官或坐或站，其间还有几名美国军官，有人端着酒杯，有人叼着雪茄，姿势各异，个个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神情。

第二件物品是一个红皮的日记本，上面写有新六军许多军官的亲笔签名，晏欢从中发现了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经的同僚或部下。

晏欢很快联系上了这个网站主人，是一名美国人，叫尼尔·葛顿南(Neal Gardner)。他父亲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曾是新六军14师的一名美国少校联络官，于1986年去世。为了纪念父亲，2000年，尼尔建了这个网站。他把父亲从战场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一并放在上面。

征得尼尔同意，晏欢将这两件史料翻译并转发到了黄埔军校网上，并开始寻找老照片上的这些军官。他想知道，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谁？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在此后数月里，陆续有数个照片上军官的后人联系上了晏欢。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这张老照片，并一眼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但让晏欢有些失望的是，这些照片上的军官本人都已过世。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或将永远成为一个谜题。

然而，2008年4月，晏欢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接罢电话，晏欢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心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找到了最合适解答的人选”。

电话是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打来的。

这年的春节，赵振英的一户远房亲戚来家中拜访。这对年轻夫妻对远征军那段历史颇感兴趣，他们在网上搜索老人的名字与部队番号，无意间进入了黄埔军校网，并看到了晏欢发表的帖子。在那个小红本上，赵精一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尽管过了这么多年，父亲的签名依然没变。

于是，赵精一辗转打听到晏欢的电话，并在4月的这个夜晚拨通了它。

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里，晏欢吃惊地发现，电话那头的老者，自称是潘裕昆的老下属，对于新六军与14师的事情如数家珍。更让他吃惊的是，老人还告诉他，自己曾是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警卫工作负责人。

放下电话，晏欢“兴奋得全身发抖”。他决定，马上去北京，拜会这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2008年5月1日，晏欢走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赵振英家，也从此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见证最荣光的时刻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城。

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卢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国民党第29军的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此后的8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就已经是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不小的遗憾。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之后，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

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但赵振英的描述，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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