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老兵“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2010年09月08日09:51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林天宏我要评论(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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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谨言慎行,就连看到街边戴红袖章的保安,都会感到些许恐惧。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抗日老兵“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赵振英

本报记者 杨姣摄

抗日老兵“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南京受降仪式纪录片中的赵振英

这间昏暗狭小的房间,摆上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书桌就难以转身了;书桌上镶在镜框里妻子微笑的遗像,深情地凝视着房间的主人。屋子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只有偶尔从窗外传来几声邻近小学操场上孩童的嬉闹声。

房间的主人名叫赵振英,今年已经93岁了。老人满头白发,尽管拐杖在手,走起路来却依旧步履蹒跚。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谨言慎行,就连看到街边戴红袖章的保安,都会感到些许恐惧。

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在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里,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是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

这本该是少校个人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页。但在此之后,因为国民党军官身份,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出狱后,老人一直蜗居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居民楼里,并决定永远将这个“秘密”烂在肚里。

然而无意之中,一幅来自异国他乡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写满签名的笔记本,打开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深圳的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闻讯而来,历时近两年,为老兵赵振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发现少校》。

“历史就像陈年的胶片,免不了尘埃和划痕,甚至断裂。”这家公司的老总邓康延说,“在时隔65年后,能够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荣耀,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一幅图片掀开一段历史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与2006年初春的那个晚上,晏欢点开那个陌生的网站有关。

这个50岁的香港人,是建筑设计工程师,现居深圳。他外公潘裕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

不过,小时候,晏欢并不十分清楚这段历史。他只是隐约得知,外公曾是国民党军官,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甚至有点老态龙钟。直至外公去世,他也没觉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么区别。

一次偶然机会,晏欢看到一本介绍中国远征军的书。他吃惊地发现,外公的名字在书中被反复提起。他郑重地问母亲,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马一生。

怀着对外公的些许负疚,晏欢开始了一段寻找历史亲历者的旅程。在此后的10多年中,他一点一滴地打捞着与外公有关的历史,并渐渐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者。

200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晏欢像往常一样,在网上搜索与远征军相关的史料,无意间,他点开了一个陌生的美国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陈列着许多与远征军有关的史料。一页一页翻下去,晏欢突然间发现了两件此前自己从未见过的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方有“陆军新编第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的字样,照片的背景是一处假山,数十名中国军官或坐或站,其间还有几名美国军官,有人端着酒杯,有人叼着雪茄,姿势各异,个个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神情。

第二件物品是一个红皮的日记本,上面写有新六军许多军官的亲笔签名,晏欢从中发现了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经的同僚或部下。

晏欢很快联系上了这个网站主人,是一名美国人,叫尼尔·葛顿南(Neal Gardner)。他父亲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曾是新六军14师的一名美国少校联络官,于1986年去世。为了纪念父亲,2000年,尼尔建了这个网站。他把父亲从战场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一并放在上面。

征得尼尔同意,晏欢将这两件史料翻译并转发到了黄埔军校网上,并开始寻找老照片上的这些军官。他想知道,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谁?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在此后数月里,陆续有数个照片上军官的后人联系上了晏欢。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这张老照片,并一眼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但让晏欢有些失望的是,这些照片上的军官本人都已过世。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或将永远成为一个谜题。

然而,2008年4月,晏欢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接罢电话,晏欢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心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找到了最合适解答的人选”。

电话是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打来的。

这年的春节,赵振英的一户远房亲戚来家中拜访。这对年轻夫妻对远征军那段历史颇感兴趣,他们在网上搜索老人的名字与部队番号,无意间进入了黄埔军校网,并看到了晏欢发表的帖子。在那个小红本上,赵精一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尽管过了这么多年,父亲的签名依然没变。

于是,赵精一辗转打听到晏欢的电话,并在4月的这个夜晚拨通了它。

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里,晏欢吃惊地发现,电话那头的老者,自称是潘裕昆的老下属,对于新六军与14师的事情如数家珍。更让他吃惊的是,老人还告诉他,自己曾是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警卫工作负责人。

放下电话,晏欢“兴奋得全身发抖”。他决定,马上去北京,拜会这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2008年5月1日,晏欢走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赵振英家,也从此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见证最荣光的时刻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城。

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卢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国民党第29军的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此后的8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就已经是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不小的遗憾。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之后,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

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但赵振英的描述,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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