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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７年，诗人艾青受到错误批判，被错划为右派。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诗人艾青被《诗刊》编委会除名。被开除党籍。撤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等职务。在诗人艾青处于困境的时候，王震将军援救了他。 早在延安时期，他们就已结下了情谊。解放后，彼此常有交往。１９５４年秋，艾青访问南美归来，王震请他去谈。一见面，王震对艾青说：“我在大兴安岭看到的景象美极了，你要是去看看，一定会写出许多好诗来！你到铁道兵部队来吧，全国只要通火车的地方你都可以去。我给你配一个秘书，怎么样，你去不去？”王震将军不仅自己很喜欢艾青的诗，也希望孩子们喜欢艾青的诗歌，在《艾青诗选》画了许多圈点，在扉页上写着他对的孩子们的要求：“凡是批一个圈的，要熟读，打两个圈的，要会背。” 艾青被打成“右派”之后，精神苦闷，常去公园观棋或与人下围棋消愁解闷。这时，王震再一次把艾青找到家里。对艾青说：“老艾呀，我又爱你，又恨你！你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你是拥护真理的！你离开文艺界，到我们那里去吧！”，“到我们那里去”就是动员动员艾青到农垦部队所属的农场去，王震又指着墙壁上的地图说：“北大荒土地肥沃，大有作为，十万转业军人要陆续开发古老的荒原，我希望你能去，怎么样？”艾青接受了王震将军的动员，去北大荒。 １９５８年４月，艾青夫妇和孩子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黑龙江省密山县。艾青夫妇被安排在完达山下的八二五农场。艾青担任副场长。艾青到了农场后和普通农垦战士一样，伐木、育苗，盖房，办黑板报。捐献出自己的五千元稿酬到哈尔滨购买发电机与照明设备。艾青在农场，也写下了一些短诗，抒发他的新感受，可惜大都遗失，只留下《烧荒》一首：“好大的火啊，／荒原成了火海……野火烧不尽，／禾苗起不来！快磨亮我们的犁刀，／犁开一个新的时代！” １９５９年夏天，王震再次来到八二五农场视察，看到清瘦的艾青，就建议艾青订一个五年计划，到农垦部的几个垦区都走走。艾青说他希望到新疆去看看。 １９５９年９月，农垦部给农场来函，调艾青一家回北京。在王震的直接安排下，11月，艾青把孩子暂留北京，偕夫人高瑛乘上西去的火车，再次告别首都，来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当时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张仲瀚，都是原三五九旅王震的部下，而且当年在延安时期就与艾青相熟。张仲瀚遵照王震部长的指示，热情欢迎和接待了艾青夫妇，并在生活上作了妥善的安排。兵团机运处党委为了宣传模范汽车司机苏长福的光辉事迹，推广他的先进经验，提出由艾青写他的报告文学。艾青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１９６０年初春，艾青和高瑛，在机运处负责同志陪同下，到苏长福工作的二营三连，离乌鲁木齐七十多里的后峡实地采访他的事迹。艾青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十五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运输标兵苏长福》。 １９６１年１月，这部书稿以《苏长福的故事》为名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但是作者的署名不是 “艾青”，而是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文艺创作组”。 １９６０年夏，王震部长又一次来新疆视察，他请艾青陪他到基层走走。他们首先参观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和农八师。农八师师部所在地石河子，也由一个荒凉的村镇变成了美丽的新型城市，艾青深受感动，写下了诗歌《年轻的城》：“我到过的许多地方 ／ 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 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你说它是城市／却有田园风光 ／你说它乡村／却有许多工厂……”。 艾青决定以这个“年轻的城”作为自己生活创作的基地。１９６０年８月，艾青全家到石河子安家落户，农八师的领导对艾青一家作了很好的安置。艾青在石河子新城时，享受师级工资待遇，吃小灶。而且经常受邀与兵团各首长，农八师师长罗汝正、政委鱼振东出席各种大型会议，经常出现在某些高级的社交场合，一直受到贵宾的礼遇。这在当时中国“右派”中是很少见的。在“反右”后，几乎所有的 右派作家”都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全国大概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作家姚雪垠，一个就是诗人艾青。 艾青经常随农垦部、兵团和师部负责同志到各农场和连队视察，参加各级会议，参加各种劳动，访问了从师、团领导直到普通战士众多的人物，作了大量的采访笔记，在采访过程中，艾青被这些征服荒原的人们的英雄业绩所感动，看到了荒漠变成绿洲的动人景象，用鸿篇巨制来歌颂荒漠开拓者的创作设想在艾青的心中形成。 艾青在石河子定居后，当地的一大批文学青年纷纷慕名而来，登门拜访艾青，而艾青多年来对谁都来者不拒，热情相待，真诚相交。在一大批来访者中，有后来写出了有影响的剧本《未来的召唤》的赵梓雄，但更多的是后来成为诗人的杨树、杨牧、杨眉、石河、李瑜、高炯、柏华等。日后的石河子成了中国颇有名气的“诗城” ，在这里荟萃了同级城市根本不会有的众多诗人，这是与当年艾青在这里播下了诗的种子分不开的。 １９６１年艾青偕夫人高瑛回北京把孩子接到了新疆。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等单位根据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和决定，最近又摘掉吴祖光、艾青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 消息公布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立即派车把艾青从石河子接到乌鲁木齐，向他正式传达摘掉右派帽子的决定。《人民日报》社转来二、三百封群众来信向艾青祝贺与慰问。 在农八师生活期间。艾青以“林壁”、“万叶”署名在农八师内部刊物《大跃进》报上，兵团报纸《生产战线》和文艺内部刊物《天山》，《新疆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从南泥湾到莫索湾》、《年轻的城》、《地窝子》、《戈字辈》、《铺路》、《槐树》、《泉水》、《垦荒者之歌》、《帐篷》等二十多首诗作。也有的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得以发表。这些诗歌，赞颂了荒原巨变，兵团将士和边疆民族艰苦的创业精神。《帐篷》：“哪儿需要我们，／就在哪儿住下，／一个个帐篷，／是我们活动的家……换一个工地，／就搬一次家，／带走的是荒凉，／留下的是繁华。” 从１９６１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艾青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搜集以开发莫索湾的伟大斗争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写成军垦农场建场史，《沙漠在退却》。作者力图以广阔和背景展开气壮山河的战天斗地的画卷。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书稿也被抄走。后经反复审查，“没有反党性质”，被退还艾青。 １９８３年深秋至１９８４年初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约，诗人艾青在一位艾青研究者协助下，对《沙漠在退却》书稿作了最后的加工与审定，以《绿洲笔记》为书名于 １９８４年８月正式出版。 《绿洲笔记》既有报告文学的特点，又带有明显的小说与散文特征。以开发莫索湾的战斗业绩为背景描绘了开发黄羊湾的动人故事。作品不仅逼真地反映了军垦战士征服大自然的雄伟气势和战斗场面，而且也生动地描写了在这个“新的战役”中“数不尽矛盾和冲突，磨擦与斗争，锻炼和成长”以及众多的“悲欢离合”。作品通过这样的描写，热情地歌颂和赞美了荒漠开拓者所具有的崇高品格。这种歌颂与赞美之情贯穿全书的始终，成《绿洲笔记》的中心主题。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石河子市文化大革命酿成一场流血的战斗。艾青所在的农八师师部大院陷于两派的包围之中。不久，抄家开始了，艾青首当其冲。造反派把艾青的诗歌手稿和其他文稿，还有他珍藏多年的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同志的亲笔信全部抄走了。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号称“八一野战军”的“造反派”勒令艾青搬出师部，用一辆卡车把艾青全家遣送到艾青儿子所在的师直农场一营八连。即后来的一四四四团二营八连，那里是农八师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人们把它称为“小西伯利亚”。 艾青全家起初被安排在一个由土坯垒成的平房内。不久，又被撵进一个母羊下羔用的一个地窝子里。所谓的地窝子，实际上就是地窖。平时挖下一人多深的方土坑，几根长木头作大梁，上面铺上蒿草、盖上泥巴，一根弯弯曲曲的木柱支撑着窝顶以防坍塌，地窝内并没有床，全家睡在铺着厚厚的草的土堆上。艾青的孩子在土墙上挖了个方洞，里面放几本书和杂物，地窝子内没有电灯，只有昏暗的油灯照明。 艾青的劳动开始时是修剪林带。后来是打扫露天厕所。无论是管林带，还是打扫厕所，艾青一年四季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的质朴和勤劳，得到了广大农场职工的一致好评。老年人称他为“老艾青”，青年人称他为“艾青伯伯”，孩子们称他为“艾青爷爷”。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以朴素的是非善恶观念，认准了艾青是个“大好人”，他们并不大在意是不是“右派”和“黑帮”。 这时的诗人艾青，被看成是牛鬼蛇神，不仅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忍受着人身的侮辱。一次他去医院看病，护士见他的名字是艾青，便冷笑着说：“啊，是你呀，一个大右派！” ，艾青反问她：“我是年纪大，名声大，还是罪过大呢？” 艾青曾深有感触地说：“右派的帽子，就象下雨天的草帽，越戴越重，压得你头都抬不起来！”。他还多次向别人讲过：“那时，给我吃的全是玉米面，我除了忍受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外，还要等着随时被拉出去游街示众，人的尊严没有了，人的人格也没有了。” 在被折磨和被凌辱、心灵和人格受到伤害之时，艾青也绝望过，想到过自杀。艾青是一个坚强的诗人，他毕竟挺过来了，他曾自我激励说：“活下来就是胜利”。在最困难的时刻，他还用白居易以边塞为家的诗句来教育子女，热爱新疆。 世上总是好人多，在艾青最困难的时候，许多人都冒着风险帮助他。在“小西伯利亚”，艾青工资已停发，每月只发45元的生活费用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当时艾青买不起烟，一日三餐全吃玉米面。连队的职工都知道艾青一家生活艰难，于是有的省下白面，当时白面只占面粉的 10%，有的买好了新疆特产莫河烟，当时肉类奇缺，有的回家探亲带回了珍贵的肉，都悄悄地给艾青一家送去。 艾青一家住在土窝子里，老职工们知道后，都自动来帮忙，向地下深挖了５０公分，身高１．８米的艾青进去才算可以直起抬起头。 一位老军垦的后代，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见艾青接受完农场专门组织的巡回批斗后，艰难地深一脚浅一脚只身返回所在“小西伯利亚”时，把驾驶的拖拉机停在艾青身边，恭恭敬敬地把艾青请进驾驶室，冒着风险把他送回家。 林彪事件后，连队召开大会传达林彪叛逃摔死的绝密文件，艾青从会场上被轰走，无权旁听。事后，竟有一位老职工从办公室偷出文件悄悄给艾青送去看，因此后来被发觉遭到残酷吊打、审讯，这位老职工却始终不悔。 由于长年的超体力劳动，艾青的身体越来越坏。幸好连队的一位医生对艾青很崇敬，对他非常照顾，为他检查身体，证明他患了严重的疝气。于１９７１年夏开了转院单，让艾青在部队做了手术。 ７０年代初期，有几个外国文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一踏上中国首都的土地，就纷纷询问诗人艾青的近况，其中，有几位法国的朋友还来过石河子访问。由于艾青早年留学法国，他们对艾青自然更为关注。也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渠道获得信息，在他们到达石河子后就指名道姓地提出，艾青就在此地，我们希望能会见一次诗人。 １９７１年，斯诺率领美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在老朋友毛泽东的书房里，斯诺先生颇为伤感，这次访问中国时，很少见到延安时代那些文化界的老朋友了。接着，斯诺先生拜会了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谈到延安文艺界的老朋友时，斯诺先生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艾青，他介绍了西方国家对艾青诗歌的研究仍然经久不衰，评价很高，艾青的诗集仍然在出版等等情况，并询问了艾青的近况，表示了“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的心情。 当时的《参考消息》以外电报导的形式，披露了斯诺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关于诗人艾青的谈话。这些“政治行情”都预示着诗人艾青快要“出来”的信息。 于是，后来就有了一辆北京牌小车开到艾青家的地窝子边，兵团组织部干部找到艾青谈话，传达了国务院及周总理对艾青一家的询问。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在经历了五年多的农场“劳动改造”后，艾青终于被宣布“解放”，重新回到了石河子新城定居。艾青全家搬回了石河子农八师师部开始了比较正常的生活。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 由于常年在昏暗的地窝子里生活，在小油灯下看书学习，艾青把眼睛累坏了。当他到师部医院找医生看眼睛时，医生说他的右眼完全失明。并劝他赶快去北京治疗。 不久后，艾青在妻子高瑛和小儿子艾丹陪同下来到北京看眼病。几家大医院的眼科专家一致的结论是：右眼由于被误治已不能再复明，唯一的努力的是保护好左眼。 １９７２年９月下旬，艾青夫妇与艾丹离开北京南下，先到金华，然后回到畈田蒋自己的家。离开家乡到杭州小憩。１０月３日到达上海。１０月５日乘坐直达乌鲁木齐的硬卧车，离开上海返回新疆。 １９７５年，艾青的左眼视力又减退了。５月５日，他再次进京求医。不久高瑛与孩子们也都回到了北京。全家借居在西城一位好心的工人腾出的一间房子里。 “四人帮”粉碎后不久，艾青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１９７７年，艾青离开了生活了１７年的新疆，回到了首都北京。 １９７８年４月３０日《文汇报》刊登了艾青的诗歌《红旗》：“火是红的／石榴花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这是诗人艾青“归来”后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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