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艾青在新疆
 

蒋益文

 
 
  1957年,诗人艾青受到错误批判,被错划为右派。1957年10月诗人艾青被《诗刊》编委会除名。被开除党籍。撤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等职务。在诗人艾青处于困境的时候,王震将军援救了他。

  早在延安时期,他们就已结下了情谊。解放后,彼此常有交往。1954年秋,艾青访问南美归来,王震请他去谈。一见面,王震对艾青说:“我在大兴安岭看到的景象美极了,你要是去看看,一定会写出许多好诗来!你到铁道兵部队来吧,全国只要通火车的地方你都可以去。我给你配一个秘书,怎么样,你去不去?”王震将军不仅自己很喜欢艾青的诗,也希望孩子们喜欢艾青的诗歌,在《艾青诗选》画了许多圈点,在扉页上写着他对的孩子们的要求:“凡是批一个圈的,要熟读,打两个圈的,要会背。”

  艾青被打成“右派”之后,精神苦闷,常去公园观棋或与人下围棋消愁解闷。这时,王震再一次把艾青找到家里。对艾青说:“老艾呀,我又爱你,又恨你!你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你是拥护真理的!你离开文艺界,到我们那里去吧!”,“到我们那里去”就是动员动员艾青到农垦部队所属的农场去,王震又指着墙壁上的地图说:“北大荒土地肥沃,大有作为,十万转业军人要陆续开发古老的荒原,我希望你能去,怎么样?”艾青接受了王震将军的动员,去北大荒。

  1958年4月,艾青夫妇和孩子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黑龙江省密山县。艾青夫妇被安排在完达山下的八二五农场。艾青担任副场长。艾青到了农场后和普通农垦战士一样,伐木、育苗,盖房,办黑板报。捐献出自己的五千元稿酬到哈尔滨购买发电机与照明设备。艾青在农场,也写下了一些短诗,抒发他的新感受,可惜大都遗失,只留下《烧荒》一首:“好大的火啊,/荒原成了火海……野火烧不尽,/禾苗起不来!快磨亮我们的犁刀,/犁开一个新的时代!”

  1959年夏天,王震再次来到八二五农场视察,看到清瘦的艾青,就建议艾青订一个五年计划,到农垦部的几个垦区都走走。艾青说他希望到新疆去看看。

  1959年9月,农垦部给农场来函,调艾青一家回北京。在王震的直接安排下,11月,艾青把孩子暂留北京,偕夫人高瑛乘上西去的火车,再次告别首都,来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当时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张仲瀚,都是原三五九旅王震的部下,而且当年在延安时期就与艾青相熟。张仲瀚遵照王震部长的指示,热情欢迎和接待了艾青夫妇,并在生活上作了妥善的安排。兵团机运处党委为了宣传模范汽车司机苏长福的光辉事迹,推广他的先进经验,提出由艾青写他的报告文学。艾青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1960年初春,艾青和高瑛,在机运处负责同志陪同下,到苏长福工作的二营三连,离乌鲁木齐七十多里的后峡实地采访他的事迹。艾青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十五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运输标兵苏长福》。

  1961年1月,这部书稿以《苏长福的故事》为名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但是作者的署名不是 “艾青”,而是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文艺创作组”。

  1960年夏,王震部长又一次来新疆视察,他请艾青陪他到基层走走。他们首先参观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和农八师。农八师师部所在地石河子,也由一个荒凉的村镇变成了美丽的新型城市,艾青深受感动,写下了诗歌《年轻的城》:“我到过的许多地方 / 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 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你说它是城市/却有田园风光 /你说它乡村/却有许多工厂……”。

  艾青决定以这个“年轻的城”作为自己生活创作的基地。1960年8月,艾青全家到石河子安家落户,农八师的领导对艾青一家作了很好的安置。艾青在石河子新城时,享受师级工资待遇,吃小灶。而且经常受邀与兵团各首长,农八师师长罗汝正、政委鱼振东出席各种大型会议,经常出现在某些高级的社交场合,一直受到贵宾的礼遇。这在当时中国“右派”中是很少见的。在“反右”后,几乎所有的 右派作家”都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全国大概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作家姚雪垠,一个就是诗人艾青。

  艾青经常随农垦部、兵团和师部负责同志到各农场和连队视察,参加各级会议,参加各种劳动,访问了从师、团领导直到普通战士众多的人物,作了大量的采访笔记,在采访过程中,艾青被这些征服荒原的人们的英雄业绩所感动,看到了荒漠变成绿洲的动人景象,用鸿篇巨制来歌颂荒漠开拓者的创作设想在艾青的心中形成。

  艾青在石河子定居后,当地的一大批文学青年纷纷慕名而来,登门拜访艾青,而艾青多年来对谁都来者不拒,热情相待,真诚相交。在一大批来访者中,有后来写出了有影响的剧本《未来的召唤》的赵梓雄,但更多的是后来成为诗人的杨树、杨牧、杨眉、石河、李瑜、高炯、柏华等。日后的石河子成了中国颇有名气的“诗城” ,在这里荟萃了同级城市根本不会有的众多诗人,这是与当年艾青在这里播下了诗的种子分不开的。

  1961年艾青偕夫人高瑛回北京把孩子接到了新疆。

  1961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等单位根据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和决定,最近又摘掉吴祖光、艾青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

  消息公布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立即派车把艾青从石河子接到乌鲁木齐,向他正式传达摘掉右派帽子的决定。《人民日报》社转来二、三百封群众来信向艾青祝贺与慰问。

  在农八师生活期间。艾青以“林壁”、“万叶”署名在农八师内部刊物《大跃进》报上,兵团报纸《生产战线》和文艺内部刊物《天山》,《新疆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从南泥湾到莫索湾》、《年轻的城》、《地窝子》、《戈字辈》、《铺路》、《槐树》、《泉水》、《垦荒者之歌》、《帐篷》等二十多首诗作。也有的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得以发表。这些诗歌,赞颂了荒原巨变,兵团将士和边疆民族艰苦的创业精神。《帐篷》:“哪儿需要我们,/就在哪儿住下,/一个个帐篷,/是我们活动的家……换一个工地,/就搬一次家,/带走的是荒凉,/留下的是繁华。”

  从1961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艾青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搜集以开发莫索湾的伟大斗争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写成军垦农场建场史,《沙漠在退却》。作者力图以广阔和背景展开气壮山河的战天斗地的画卷。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书稿也被抄走。后经反复审查,“没有反党性质”,被退还艾青。

  1983年深秋至1984年初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约,诗人艾青在一位艾青研究者协助下,对《沙漠在退却》书稿作了最后的加工与审定,以《绿洲笔记》为书名于 1984年8月正式出版。

  《绿洲笔记》既有报告文学的特点,又带有明显的小说与散文特征。以开发莫索湾的战斗业绩为背景描绘了开发黄羊湾的动人故事。作品不仅逼真地反映了军垦战士征服大自然的雄伟气势和战斗场面,而且也生动地描写了在这个“新的战役”中“数不尽矛盾和冲突,磨擦与斗争,锻炼和成长”以及众多的“悲欢离合”。作品通过这样的描写,热情地歌颂和赞美了荒漠开拓者所具有的崇高品格。这种歌颂与赞美之情贯穿全书的始终,成《绿洲笔记》的中心主题。

  1967年1月26日,石河子市文化大革命酿成一场流血的战斗。艾青所在的农八师师部大院陷于两派的包围之中。不久,抄家开始了,艾青首当其冲。造反派把艾青的诗歌手稿和其他文稿,还有他珍藏多年的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同志的亲笔信全部抄走了。

   1967年5月19日,号称“八一野战军”的“造反派”勒令艾青搬出师部,用一辆卡车把艾青全家遣送到艾青儿子所在的师直农场一营八连。即后来的一四四四团二营八连,那里是农八师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人们把它称为“小西伯利亚”。

  艾青全家起初被安排在一个由土坯垒成的平房内。不久,又被撵进一个母羊下羔用的一个地窝子里。所谓的地窝子,实际上就是地窖。平时挖下一人多深的方土坑,几根长木头作大梁,上面铺上蒿草、盖上泥巴,一根弯弯曲曲的木柱支撑着窝顶以防坍塌,地窝内并没有床,全家睡在铺着厚厚的草的土堆上。艾青的孩子在土墙上挖了个方洞,里面放几本书和杂物,地窝子内没有电灯,只有昏暗的油灯照明。

  艾青的劳动开始时是修剪林带。后来是打扫露天厕所。无论是管林带,还是打扫厕所,艾青一年四季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的质朴和勤劳,得到了广大农场职工的一致好评。老年人称他为“老艾青”,青年人称他为“艾青伯伯”,孩子们称他为“艾青爷爷”。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以朴素的是非善恶观念,认准了艾青是个“大好人”,他们并不大在意是不是“右派”和“黑帮”。

  这时的诗人艾青,被看成是牛鬼蛇神,不仅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忍受着人身的侮辱。一次他去医院看病,护士见他的名字是艾青,便冷笑着说:“啊,是你呀,一个大右派!” ,艾青反问她:“我是年纪大,名声大,还是罪过大呢?”

  艾青曾深有感触地说:“右派的帽子,就象下雨天的草帽,越戴越重,压得你头都抬不起来!”。他还多次向别人讲过:“那时,给我吃的全是玉米面,我除了忍受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外,还要等着随时被拉出去游街示众,人的尊严没有了,人的人格也没有了。”

  在被折磨和被凌辱、心灵和人格受到伤害之时,艾青也绝望过,想到过自杀。艾青是一个坚强的诗人,他毕竟挺过来了,他曾自我激励说:“活下来就是胜利”。在最困难的时刻,他还用白居易以边塞为家的诗句来教育子女,热爱新疆。

  世上总是好人多,在艾青最困难的时候,许多人都冒着风险帮助他。在“小西伯利亚”,艾青工资已停发,每月只发45元的生活费用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当时艾青买不起烟,一日三餐全吃玉米面。连队的职工都知道艾青一家生活艰难,于是有的省下白面,当时白面只占面粉的 10%,有的买好了新疆特产莫河烟,当时肉类奇缺,有的回家探亲带回了珍贵的肉,都悄悄地给艾青一家送去。

  艾青一家住在土窝子里,老职工们知道后,都自动来帮忙,向地下深挖了50公分,身高1.8米的艾青进去才算可以直起抬起头。

  一位老军垦的后代,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见艾青接受完农场专门组织的巡回批斗后,艰难地深一脚浅一脚只身返回所在“小西伯利亚”时,把驾驶的拖拉机停在艾青身边,恭恭敬敬地把艾青请进驾驶室,冒着风险把他送回家。

  林彪事件后,连队召开大会传达林彪叛逃摔死的绝密文件,艾青从会场上被轰走,无权旁听。事后,竟有一位老职工从办公室偷出文件悄悄给艾青送去看,因此后来被发觉遭到残酷吊打、审讯,这位老职工却始终不悔。

  由于长年的超体力劳动,艾青的身体越来越坏。幸好连队的一位医生对艾青很崇敬,对他非常照顾,为他检查身体,证明他患了严重的疝气。于1971年夏开了转院单,让艾青在部队做了手术。

  70年代初期,有几个外国文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一踏上中国首都的土地,就纷纷询问诗人艾青的近况,其中,有几位法国的朋友还来过石河子访问。由于艾青早年留学法国,他们对艾青自然更为关注。也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渠道获得信息,在他们到达石河子后就指名道姓地提出,艾青就在此地,我们希望能会见一次诗人。

  1971年,斯诺率领美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在老朋友毛泽东的书房里,斯诺先生颇为伤感,这次访问中国时,很少见到延安时代那些文化界的老朋友了。接着,斯诺先生拜会了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谈到延安文艺界的老朋友时,斯诺先生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艾青,他介绍了西方国家对艾青诗歌的研究仍然经久不衰,评价很高,艾青的诗集仍然在出版等等情况,并询问了艾青的近况,表示了“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的心情。

  当时的《参考消息》以外电报导的形式,披露了斯诺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关于诗人艾青的谈话。这些“政治行情”都预示着诗人艾青快要“出来”的信息。

  于是,后来就有了一辆北京牌小车开到艾青家的地窝子边,兵团组织部干部找到艾青谈话,传达了国务院及周总理对艾青一家的询问。1972年11月,在经历了五年多的农场“劳动改造”后,艾青终于被宣布“解放”,重新回到了石河子新城定居。艾青全家搬回了石河子农八师师部开始了比较正常的生活。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

  由于常年在昏暗的地窝子里生活,在小油灯下看书学习,艾青把眼睛累坏了。当他到师部医院找医生看眼睛时,医生说他的右眼完全失明。并劝他赶快去北京治疗。

  不久后,艾青在妻子高瑛和小儿子艾丹陪同下来到北京看眼病。几家大医院的眼科专家一致的结论是:右眼由于被误治已不能再复明,唯一的努力的是保护好左眼。

  1972年9月下旬,艾青夫妇与艾丹离开北京南下,先到金华,然后回到畈田蒋自己的家。离开家乡到杭州小憩。10月3日到达上海。10月5日乘坐直达乌鲁木齐的硬卧车,离开上海返回新疆。

  1975年,艾青的左眼视力又减退了。5月5日,他再次进京求医。不久高瑛与孩子们也都回到了北京。全家借居在西城一位好心的工人腾出的一间房子里。

  “四人帮”粉碎后不久,艾青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1977年,艾青离开了生活了17年的新疆,回到了首都北京。

  1978年4月30日《文汇报》刊登了艾青的诗歌《红旗》:“火是红的/石榴花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这是诗人艾青“归来”后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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