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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作家石鐘山又出“幸福”新作
2008年01月11日 10:22:55  來源:北京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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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軍旅作家石鐘山的 “幸福”三部曲首部作品《幸福像花兒一樣》捧紅了鄧超、孫儷,該係列的第二部作品《幸福還有多遠》已于近日在北京郊區悄然開機,王志文、梅婷、佟大為在劇中演繹了浪漫軍婚。

石鐘山[資料圖片]

    根據石鐘山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的20集電視劇《幸福還有多遠》匯集了曾執導《夜深沉》、《女人花》的著名導演姚曉峰,《京華煙雲》、《末代皇妃》編劇張永琛以及由王志文、梅婷、佟大為三位當紅明星組成的黃金陣容。此劇再現了20世紀80年代主人公所經歷的那個質樸純真年代,細膩描繪了一個煙廠女工先後與兩個海軍戰士之間跌宕曲折、溫婉感人的愛情故事。

    該劇女主角由梅婷扮演,實力派明星王志文和佟大為則飾演了她生命中兩個最重要的男人。石鐘山表示:“《幸福還有多遠》是三部曲中最浪漫的一部。人物命運比以前更加跌宕起伏,情感衝突的展現會比原著更加激烈、更加溫情。”(北京晨報/馮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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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艷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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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王安憶、莫言、蘇童、余華

2006-07-13 18:39 |迴響:0|點閱:4628

 

 專訪:王安憶

和社會保持距離的創作者

時間:1998年10月19日
作者:董成瑜(上海專訪)


 約好採訪的當天早上,接到王安憶來電通知,因母親前一夜舊疾復發住院,可能要視情況調整採訪時間。第二天情況稍稍穩定,她便與丈夫李章一同赴約,只是形容有些憔悴,也許是前一夜沒睡好的緣故。原本因母病不確定能否來台,後來大陸作家來台的計畫延遲,她的母親也不幸病逝,倒促成了她在處理完喪事後確定能來。
 王安憶與父母的關係一向緊密,母親茹志鵑也是作家,後來不寫了,兩人有很短的重疊期,她笑說:「可能是因為我也寫的關係。」前年王安憶因精神壓力太重,幾乎一整年都不能寫作,她說壓力主要來自父母,在所有孩子當中父母最依賴她,這次母親發病,也一定要把她叫去待在身邊。除了父母的因素,也因為寫作壓力大,還有「女性到了中年有一些心理的問題」。
 她與丈夫李章結婚17年,李章說她個性非常敏感,一點點事情就會感到壓力,王安憶在一旁也同意:「我很敏感,感覺到的東西會很快轉移給我先生。」問她婚姻對她這樣一個寫作者來說有什麼影響,她不假思索地說:「我覺得寫作的人最好結婚,因為寫作太寂寞了。寫作就是一個人在家寫,再沒有一個伴侶就更寂寞了。」
 王安憶覺得,若說自己作品中有女性的反省意識、但又不致落入意識形態的窠臼,和她個人的處境與性格有關,她的個性一直是和社會保持著一段距離,從不關心社會上發生的任何事情。而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上,和她無關的事她不太會動感情。「我好像總是處在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環境裡,我自己的事情不能破壞,一旦有一點點損壞的因素,我就立刻會有反應。」她說,有些人眼光比較遠,關心社會的走向,她比較直接、感性,「譬如說現在讀小說的人不多,這對我影響不大,只要我還能夠寫,可是如果你說我不能寫了,這就是很大的事情了。」
 過去很少寫短篇的王安憶,目前正在寫短篇和中篇,她覺得「短篇特別練技巧,因為它條件很苛刻,我把它當作訓練技巧的工具。」她說,倒不見得是為了下一個長篇,而是她對小說掌握的一種好奇。現在還沒有具體的長篇計畫,「寫長篇很艱苦的,想起來還有些害怕。」她說。(陳建仲/攝,原載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專訪:莫言


在童年記憶裡汲取養分

時間:1998年10月19日
作者:董成瑜(北京專訪)
 

    莫言最近在台灣新出一本小說舊作《紅耳朵》(麥田),正式加入他的「紅」小說陣營。仔細算算,從〈紅高粱〉以降,他的許多作品篇名都帶個「紅」字,〈紅高粱〉、〈紅樹林〉、〈紅耳朵〉、〈紅蝗〉。他說早期的命名是不自覺的,「到了〈紅樹林〉,我自己也不想再繼續紅了,因為以紅字為首的小說已經可以出這麼厚的書了。」他用手比了個厚度,可是〈紅樹林〉拍成電視劇,製作單位覺得還是要用「紅」字,以便與「紅高粱」連在一起。莫言在台灣出版的作品不算少,除了新書《紅耳朵》外,還有《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臺之歌》、《十三步》、《酒國》、《懷抱鮮花的女人》、《夢境與雜種》(均為洪範),再加上大陸的其他作品,莫言可說是創作頗豐的作家了。
 去年從中國解放軍退伍後,莫言在《檢察日報》工作至今,每年幫報社的影視部寫一齣連續劇劇本,去年寫了一個二十集的電視劇《紅樹林》,小說寫了一半停下來,改成電視劇,電視劇寫完,再回頭把小說寫完,等於是把電視劇再改成小說,過程很痛苦,他說:「因為電視劇裡寫的東西,對於小說沒有任何價值,我一點表現的興趣都沒有。」
 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是職業作家,由各地的作家協會發工資、分房子、提供醫療費用等等,但莫言嚴格說來算是業餘作家,他現在的專業是「編輯」。今年43歲的莫言,年輕時參加解放軍是因為當時農村生活貧困,而只有階級成份最好的貧農、工人才有資格加入解放軍,於是他光榮入伍。解放軍的特殊組織架構可說是世界獨一無二的,裡面設有文化部,他就在部隊裡擔任專業的「創作員」,部隊希望這些作家能寫文章歌頌軍隊,他覺得這十分荒誕,不但他寫不出歌頌文章,其他作家也都只管自己創作,甚至更叛逆,「拚命要與地方作家比著來寫,寫得更大膽。他們一旦懂得文學後,就明白不可能像領導要求的那樣,在抗洪救災時,馬上寫一篇抗洪小說。同樣也「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莫言,兩年前以長篇小說《豐乳肥臀》(洪範)獲得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眾文學獎」,獎金人民幣十萬元,對於同時引起部分左派人士因他「離經叛道」所做的嚴辭批判,他談起時淡淡的,並不以為意。
 來自民間的傳說始終是莫言小說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他在90年代寫了很多奇人軼事、鬼怪荒誕的小說,他說自己對鬼怪一直保持高度興趣,一個重要的源頭是山東老鄉蒲松齡的《聊齋誌異》。鄉下流傳的故事很多,從小聽家中老人尤其是女人說這些故事,莫言說,現在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童年的記憶更加深刻地迷戀,「老回頭,不斷地回憶過往」,而童年的記憶,也幾乎是他創作的全部靈感來源。(陳建仲/攝,原載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專訪:蘇童


用少年視角看世態炎涼

時間:1998年10月19日
作者:董成瑜(南京專訪)
 

    在南京,離秦淮河畔夫子廟不遠的飯店咖啡廳裡,可能是因為穿紅色衣裳的關係,蘇童看來氣色很好,說起話來氣很足,中間常會穿插著自嘲,邊說邊就自己笑了起來。今年35歲,寫作年齡至少15年的蘇童,看起來仍只像個成熟的大孩子。
 果然他也覺得評論家王德威說他在寫作上有小孩子「扮皇帝」的心態,「我比較喜歡採取一種少年姿態、童年視角,比如說我原本站著,突然就蹲下來,假裝與孩子一般高,看世態炎涼、人事滄桑,這有一種特別的趣味。」他覺得寫作的樂趣在於可以不停變化,使無聊乏味的生活得以扭轉,這是他一直樂此不疲地寫的原因。
 「楓楊樹街」和「香椿樹街」是蘇童小說中的兩個主要地理背景。前者是想像的故鄉,「離我的實際生活很遠,是虛無縹緲的想像空間」,天馬行空的放縱,讓蘇童完全的展開想像力。而「香椿樹街」則與他真實的生活貼近,是他花力氣更多的,也是他比較喜歡的作品。蘇童相信托爾斯泰說的,一個作家到最後會發現自己最想寫的是童年生活,「只不過他是經過滄桑才想寫,我是自然流露。」他說。
 蘇童說,以前覺得小說必須遠離現實的狀態,近身邊的事情非得經過沈澱否則不能拿來寫的,所以他的作品完全不涉現實,「現在覺得這樣太極端,沒道理。」他說,所以有人認為他突然關心現實了,其實並非全然如此,只是他想法改了,覺得在當下的狀態中也能發現一些很好的故事。
 蘇童說自己在寫作上一直有困境,像一個運動員會覺得呼吸急促一樣。「有時會處於一種境地,就是對自己很滿意,可是別人都對你不滿意,這時就會厭倦。」他覺得作家應該不斷脫胎換骨,擺脫自己固有的「風格」,他說:「然而恰恰要擺脫這些東西是最艱難的,作家每寫一篇東西就像在為自己設一個陷阱,以後的創作又必須從這一個個的陷阱跳過去。」他遇到困境時,很希望自己能找到全新的敘述方式、結構類型,但有時發現自己沒有這種能力,「拚命想出新、變招,但又處處擺脫不了我個人的影子,怎麼看還是我。」現在,蘇童還在摸索,他說自己幾乎不寫大部頭書的原因,就是方向仍不是太明確。(陳建仲/攝,原載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專訪:余華


噩夢已過,文筆也變得溫和

時間:1998年10月19日
作者:董成瑜(北京專訪)
 

    余華在台灣出版的書裡有張照片,只見他眉濃鬚密,頭髮幾乎要豎起來的憤怒模樣,很像一個正在思考的北方俠客,因此即使跟他約好,並且帶著這個照片,在北京,仍會跟他錯身而過,因為他剃去了鬍鬚,舒坦了眉頭,就成了一個清秀的書生。三十八歲的余華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很多,對於要來台灣,他顯得興味十足,他對台灣的政治現象、社會事件與人物,都略有認識,隨意便可舉出幾件。
 因為看起來斯文,所以很難跟他早期充滿暴力、瘋狂想像的小說聯想在一起。余華說這可能與他童年經驗有關。父母都是醫生,他與哥哥從小在醫院長大,經常可以看到血肉模糊的景象。他家就住在太平間對面,南方的夏天特別熱,太平間又特別涼快,他常在太平間的水泥床上睡午覺。從小聽慣了失去親人的哭叫聲,「我這一生中聽到的哭,同輩人沒人比我聽得多」,他也在那時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天快亮的時候死人最多。
 中學畢業余華被分配去做牙醫,不用特別學什麼,他笑著說,「拔顆牙不就像做木匠一樣嗎?」他說,在大陸,牙醫與修鞋的、理髮的都在一條街上,撐開一把傘,擺張桌子,把拔下來的牙排成一排表示手藝很好。不過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此五年,他覺得工作太無聊就不做了,開始寫小說到今天。
 余華廿一歲時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覺得恐怖無比,雖覺他太偉大,但也再不敢讀他的書。余華自己在八○年代後期寫的充滿暴力想像的《十八歲出門遠行》(遠流)、《世事如煙》(遠流)等小說時,不但寫時充滿恐懼,也惡夢連連,後來覺得不能再如此下去,遂變得溫和,《呼喊與細雨》(遠流)是個轉機,到了《活著》(麥田)就更不同了。他想,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這樣的作家,一生中做的惡夢一定比任何人都多。余華後來算過,自己在一九八七、八八年殺的人將近二十人。「這多麼恐怖!」 (陳建仲/攝,原載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註:1998年10月,上述4位作家隨團來台,參與一項兩岸文學會議,與台灣作家進行了難得的一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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