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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無悔:我的“右派”經歷
2010年08月23日 16:07:06  來源: 新華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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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無悔:我的“右派”經歷 徐孔 著 新華出版社 2010年8月

【內容簡介】

本書是國內少見的,正面、直接描述建國初期和“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一位被“雙開”的知識分子老“右派”苦難人生經歷的紀實作品,彌足珍貴,值得一讀。

作者徐孔在書中細致、凝重地講述了自己和周圍的人在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的經歷,以當事人的視角原汁原味地重現了當年的動蕩、浩劫和壓制的氣氛。

【作者簡介】

徐孔,1945年參加革命,1948年參軍入伍,參加了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曾任新華社戰地記者、北京軍區文化部幹事。1956年,徐孔同志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志仗義執言,自己卻遭受審查。他剛正不阿,迫使錯誤對待同志的上級當眾檢討,1958年竟被打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勞動教養。“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遣送農村勞動,遭受了長達20年的不公正對待。期間,徐孔在勞改農場、探親途中、東北鄉村,以不同的身份,體味了特殊年代的滋味。

1979年後,徐孔擔任過《中國農民報》、《中國食品報》領導職位,1988年離休。1991年後,徐孔參與創辦《炎黃春秋》雜志,一直擔任副社長、總經理等職務,長期負責《炎黃春秋》雜志的編輯和終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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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勤:四十年來云和月

出版社 Cozy House Publisher/Cozy Graphic Corp.

1996年在美国纽约州登记注册,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拥有国际出版书号,中英文双语出版社

宗旨: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搜寻史料,保护史实,研究史学,宣传史训。

  

(柯捷出版社联系信箱:Email:publisher@cozygraphics.com

 

四十年來云和月

作者:王尚勤

目   錄

再來一次
王尚義與我
王尚義和他所處的時代
野鴿子的黄昏(王尚義)
大悲咒(王尚義)
向自然挑戰的人——海明威逝世一週年  (王尚義)
痛苦、掙扎和成長——紀念一個夭亡的勇士  (馬宏祥)
一件褐色的皮夾克
三十三年了
我的美國夢
海倫  海倫
這樣一個禮拜天的下午
四十年來雲和月
李敖、李文、我
星星·太陽·我
立法委員——李敖
一條硬漢——景新漢
倫敦之霧
老蕭——蕭孟能
真正的愛情又在哪裡?
會走同樣的路嗎?

附  錄
尚勤的不了情 (嘉 陵)
誰是喻可欣?
人能跳出自己的命運嗎?
——談王尚勤的新書「李敖為誰哭泣?」(秦鴻鈞)
什麽時候中國才會出現 SEINFELD
結尾的話——Life is good, After All

本书章节摘要

一,王尚義和他所處的時代

要來寫關於王尚義和他所處的時代,對我而言,是件相當痛苦的事。

二十年了,多少黃昏、多少黑夜,當孤獨時,我特別想念尚義,他的苦悶、他的探索。不僅懷念他個人,連那個時代,也是具有特別意義的。

尚義剛去世時,我因年輕,對於他生前的苦悶及探索都不甚了解。對於他的死,像認識他的人,除了是一種惋惜外,就是屬於失去一個「家人」、「兄長」甚至是朋友的感覺。這些年來,我年事增長,又經歷了人生中的大風大浪,也嘗試過尚義生前的苦悶與探索,因此對於他的死,除了兄妹之情外,就特別懷念與追悼。這種與日俱增的懷與追悼都是我以前未曾感受到的。

尚義的朋友,各地都有。而且生活,從常人觀點,都不算頂好,有些還遭遇到失業、坐牢。這就使我連想到一個問題:如果尚義還活著,他會生活得好嗎?他的下場會屬於那一類的呢?

朋友中,台灣的張化民因文字抵觸了國民黨,被判了十年刑。流落在美國的陳鼓應加入了「有家歸不得」的行列,在臺灣文化大學教書的張尚德,聽說因幫助黨外人士競選而遭解聘。香港的包奕明,完全擺脫了知識分子的圈子,做起古董生意來了。

在中國大陸的景新漢,目前情況還不錯,文革時受盡了苦。

我想就是有不幸的遭遇,尚義還是願意多活幾年的。

多活幾年,他可以有機會去看看憧憬中的社會主義中國,有機會到第三世界的非洲去走一走,甚至在他心目中無足輕重的美國,也有它值得看的一面。

尚義顯然不只屬於台灣的,他的眼睛是往中國、往第三世界、往整個人類看的。

一九四九年,我們目睹上海的解放,全家從上海跑到武昌,在那裡,尚義讀初一。在學校裡,他是出色的學生,他參加了少年團,參加了街頭演講。在整個中國巨大的變動中,他歡呼,他歌唱,隨著群眾手舞足蹈。

可是父母要逃亡。尚義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朋友,告別了學校,告別了他出生的故鄉。

逃亡的第一站是香港,一個花花綠綠的世界。

在香港難民營裡,看到更多逃亡的人,尚義沉默不語。

他甚至還悄悄地逃回了廣州三天。去幹什麼?看他的朋友?他的希望?還是想逃避香港的花天酒地?
他回來一句話也沒說,他更沉默了。

在香港住了半年,我們又啟程來到台灣。海上顛簸得很厲害,每個人都害了暈船病,躺在那裡,只有尚義常常跑到甲板上,向大陸、向故鄉瞭望。

尚義瞭望的眼神中有痛苦,好像要擠出眼淚。

他甚至於詢問父母:為什麼要逃亡?要離開自己的家鄉、自己的故土,到一個遙遠的、陌生的小島上去?

他聽不進去父母的回答,他不懂得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仇恨,在他心目中,中國是屬於中國人的,中國人是和平的、完整的、統一的。

上了高雄港,尚義的夢碎了,他的不幸遭遇也開始了。

檢查行李時,海關搜出一本紀念册,是臨別朋友送的,上面還有些贈言。「贈言」的內容顯然是違反國民黨的「國策」的,海關又將紀念冊轉到「警總」所屬機構。

他們對尚義再三盤問,問他寫這些「贈言」的人受到什麼指使?為什麼將這些「贈言」帶到台灣?

尚義回答不出來,這樣的問題,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太沉重了。最後由父母出面,再由二人擔保,尚義才算合法「入境」台灣。

從高雄,因謀生困難,我們全家又再乘船到另外一個更遠,更荒涼的小島:澎湖。

尚義進了當地一所流亡學校,是由澎湖海防司令部辦的。

流亡學校的學生組成分子很複雜:有逃兵,有被抓小差的,有軍人子弟,還有像尚義這樣,家境清寒的公教人員子女。

學校的伙食極差,每頓吃著半生不熟的糙米飯,還要搶著吃。尚義常說,他的胃病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澎湖島上,飛沙走石,一片荒涼。島上的人,多靠漁業為生,因土地貧瘠,除了蕃薯,幾乎看不到別的農作物。

生活艱苦外,尚義又看到更可怕的一面:政治迫害。

學生中,有不少人,離鄉背井,丟棄了父母來到這樣一個孤島上,四周是海,白茫茫的一片,對自己前途毫無所知,對目前的現狀又不滿,因此常用文字來發洩心中的苦悶。有些老師也加入了陣營。

可是校方是不能忍受這些的,一點輕微的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到他們對學生的嚴密控制。

於是開始了大整肅。整肅的結果,老師被捕了,學生失蹤了。

一個四面是海的島嶼,能失蹤到哪裡去呢?

整個學校風聲鶴唳,還有人傳說,半夜裡,大浪中,一個麻袋,一個麻袋,裝在大卡車內,往海裡丟。

學校後來由澎湖搬到彰化員林,改編為「國立實驗中學」,直屬教育部,學校才擺脫軍人控制,情況也好轉得多。尚義的中學教育便是在這裡完成的。

高中時代的尚義不斷用詩、散文及小說表達他的人生,他的愛情,他的思鄉情緒。

他天資聰明,再加上用功,使他在學業上遙遙領先。

他還利用課餘時間做他喜歡做的事,像唱歌、演話劇、交女朋友。

可是當曲終人散,舞台的幕落下時,尚義的心裡是孤獨的、苦悶的,覺得前途沒有指望的。這種心情,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時常可以窺視到。

有一件事,尚義是不願讓人窺視的,就是有關那本紀念册的事。他把上面的「贈言」連同自己對祖國的憧憬深深地藏在心底。一直到他死,除了極少數人,有關尚義這方面的秘密,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

因此,當他死後,朋友在他遺物中發現一張發黃的「自首証」時,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尚義生前受到的迫害,不只是肉體的,還有精神上的呀!

甚至於大家一窩蜂地要為他出集子、印書時,他的知己景新漢就說:尚義的真正思想不能在台灣發表。

沒有人想要去追究尚義的「真正思想」是什麼?

 

左图:1962年大學畢業典禮上王尚勤與尚義合照

他的書還是問世了,而且轟動一時,景新漢也勉為其難的寫了序文(《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文星版》)。

尚義短短的一生中,在台大醫學院時代,是他人生路程上,一個轉折點。

這個轉折點導致他接觸更廣、更深的知識面外,就是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這些朋友中,像陳鼓應、李敖、包奕明、馬宏祥等都曾經在台大校園內興風作浪,也都曾在六十年代的「文星論壇」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尚義好像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找到了希望,在朋友中找到了慰藉。

他變得樂觀、進取、積極。

他甚至還開始關懷起家人及弟妹了。有一個深夜,他騎著腳踏車,從台大校園一直騎到新店的家裡,一路上還吹著口哨。到了家,他將父母吵醒,大聲喊著:

「我要成就偉大的事業,我要喚醒中國人的良知!」

「偉大事業」是指哪方面的?中國人的良知,除了知識分子外,是否還包括勞苦大眾?這一點尚義沒有向父母交待清楚,也沒有機會獲得廣大的勞苦大眾認同。

為了排除島嶼的狹窄性、局限性,尚義和他的朋友不斷在知識的領域中去探索。

他們曾經醉心於音樂,悄悄地去紀念貝多芬的生日。醉心於存在主義,有一陣子,人人讀卡繆的《異鄉人》。他們還在尼采、在莊子身上摸索。他們甚至也曾在宗教中探索,像尚義就曾熟讀過《聖經》,研究過佛。可是,當他發現耶稣能救人卻不能救自己,釋迦牟尼的世界也不是完美時,他的摸索觸了礁。

他們繼續摸索。

現在回想起來,他們極力追求真理的過程,其實就是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只是在台灣,在特有的政治環境下,這種摸索相當吃力,猶如逆水行舟。而尚義就成了逆水行舟中最先翻船、最先嚐到死亡滋味的人。

 

上图:1951年在臺北永和鄉的全家照——唯一一張有尚義在内的

二十年後,我又有一種體會:當時他們所要發掘的根,其實是在中國大陸,在億萬中國人的身上。可是,隔著海峽,他們看不到大陸的土地,觸摸不到大陸親人,甚至感受不到整個中國民族脈搏的跳動。

他們失落了,他們如浮萍,生活在太平洋的孤島上。難怪有人說他們是失落的、無根的一代呀!

這種失落的心情,不僅尚義有、他的朋友有、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有,就是我們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身上,目前還多多少少帶有這種「失落」的影子。

尚義的時代是過去了,可是那個時代留下的問題還沒有過去。

海峡兩邊還處於「分隔」的局面,文化得不到交流,思想得不到串通。因此,在台灣,在中國大陸,在海外知識分子身上,六十年代的苦悶還繼續存在著。

以美國來說吧,七十年代的釣運會不會就是這種苦悶的延續?因為苦悶是普遍性的,所以釣運才會蔓延得那麼快、那麼廣。

可惜,這種蔓延沒有持久,也無處生根。

在中國大陸,除了物質生活低落外,加上「四人幫」留下的災難,人們心裡不免對社會主義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台灣,過度生活享受,帶來了社會上一些畸形發展,年輕人對前途沒有信心,老年人對海峽兩邊統一的心願日夜俱增,再加上黨外刊物,民族主義座談會一連串的出現,台灣今後的選擇是歷史性的關鍵。

要是尚義還活著,目睹著這些改變,他心中會有什麼感觸?會不會對他過去的信仰及追求有所改變?
我不能回答這些。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人都要在不同環境中成長,而尚義是那個歷史階段裡必有的個人成長現象。
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我們來寫那個時代,就好像在寫歷史,寫一部哀傷的歷史,而王尚義就是哀傷歷史中一個哀傷的人物。

我們多麼希望這樣的歷史永不再出現,也只有這樣,中國的前途,中國人的前途,知識分子的前途才有出頭的一天。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改寫

補記:

這篇文章收在「王尚義和他所處的時代」一書,一九九五年臺灣水牛出版社出版。下面是這本書的結束語。

當我到郵局寄去最後一封給水牛出版社的信時,我心中像放下重擔一般的輕鬆,漫長的冬天也快過去了。

我回到了我住過二個月的空房,剛好碰見房子的主人 —— 董慶圓、趙珉夫婦,我說若不是有這麼一間安靜又舒適的地方,我不相信這本集子會完成的。

這本集子以王尚義,及我的事為主題,但裡面還有另外一個主角        —— 那便是李敖。

在《星星、太陽、我》裡面我介紹了志昂,我初戀的男人,志昂就是李敖 —— 雖然我們的戀愛沒有結果,但我們卻有一個女兒,叫李文,現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唸碩士。

李敖曾經是尚義生前的朋友之一,但是因為我的關係,他們的友誼受到了阻礙。

李敖是很記仇的人,他不止一次說過他認識我,不是經過尚義介紹的 —— 實際上尚義是堅決反對我與李敖來往的。這在他寫的《幻》及《野百合花》兩篇文章裡可以看出。

三十多年過去了,尚義死了,李敖結了婚,我離了婚,好像一切該發生的事都沒有發生,不該發生的事卻都發生了。

如果尚義在天有知,也許他會大笑一場,像他生前常常大笑一場一樣。說不定他還會再寫一篇叫「大悲咒」的文章。

一九九五.三.十二  立春前十天  紐約

補記又補記:

這篇文章是二十年前一個冬天的早上,在波士頓,一口氣寫完的。二十年了,裡面所說的事實,尤其在台灣有巨大的改變 —— 這種改變應該是尚義願意看到的 —— 我想。歷史潮流不可阻擋,最近臺灣326的遊行是不是又是一次「逆流而上」?

再看到連戰、宋楚瑜先後回大陸去築橋鋪路,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海峽兩岸的人都能攜手跨過這座新的橋樑。

歷史的橋樑。

二,三十三年了

寫完《王尚義和他所處的時代》,心中很久不能平靜。往事像煙雲一般地浮在眼前,連尚義的面孔、尚義的笑容都顯得無比真實。

當我再聽到尚義的弟弟、我的二哥,從香港打來的長途電話,我知道我心中的不平靜,又要持續好一陣子。

一九四九年,中國正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年,母親帶著我們一夥兄弟姐妹七人,外加祖母,從一個城市跑到另外一個城市。

父親也在跑。他從二十歲就替國民黨賣命,他非跑不成。他早已悄悄跑到香港了。

當全國解放已近尾聲時,我們的奔跑停止在武昌。那時我唸小學二年級,每天背著書包,哼著歌,走在種滿無花果樹的武昌街頭。

學校裡有秧歌舞,有打腰鼓,有遊行。我覺得很有意思。因此當父親輾轉帶來信訊,要我們立即動身到香港時,我還哭著不肯走呢!

母親更是哭喪著臉。一個女人,帶著七個不大不小的孩子,如何跑呢?

祖母也是發愁,但她還是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她對著母親建議:妳帶五個孩子走,留下兩個給我。我這麼大年紀已經跑不動了,死也要死在家鄉。

母親含著淚接受了祖母的建議,當她接受這個建議時,她也接受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骨肉分離的事實。就這樣,我離開了二哥,、大弟、祖母。離開了我生活半年的武昌,離開了那兩排無花果樹。

剛到臺灣時,母親想念留在大陸的二哥、大弟,每晚都是哭著睡的。尤其是遇到過年過節,我們絕不敢在她面前提「全家團圓」四個字,因為我們的家,是一個破碎的不團圓的家呀!

多少個晚上,當夜深人靜時,我都會聽到母親的哭泣聲,從隔牆的門縫裡傳來。望著窗外的明月,我不斷祈禱:祈禱一個月圓人也圓的日子早日到來。

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也過去了。我的祈禱從未兌現。母親的眼淚哭乾了,頭髮也哭白了,連二哥、大弟、祖母模糊的影子也漸漸從我的腦海裡消失了。

一直到一九七二年,我們得知大弟、二哥還在家鄉,還活著,而且都結婚生孩子了。母親在一夜之間,將三十年來心中的憂鬱化成歡笑。她蹦蹦跳跳像個孩子,她逢人便說,我的兒子,三十多年不見面的兒子,有了消息了。

自此,母親常到教堂,並且成了虔誠的教徒,她把一切歸功於上帝,除了上帝,她想不出任何理由來解釋這樣的奇蹟。

除了上教堂,母親還不斷向大陸寫信寄錢,她想用這些支援來彌補她三十年來心中的虧欠與思念。

二哥、大弟也回信了。信中除了敘述三十年來故鄉的變化外,就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和父母見面。父母又何嘗不這麼想呢?可是見面談何容易,一個在大陸,一個在臺灣,中間隔著萬水干山,隔著臺灣海峽,隔著比自然力量還要強大的人為障礙。

母親更加勤於上教堂,更加勤於祈禱。她想上帝既然創造了這種奇蹟,祂也一定會成全這種奇蹟。

她聽說不少人申請到香港去和大陸的親屬見面,她也試著往這條路走,同時也要大陸的兄弟申請到香港。左等,右等,繁雜的手續終於辦成了。

搭飛機的那天,母親穿上了當年從故鄉帶來的一件棉襖,戴上一朵紅色的康乃馨,雖然她知道祖母早已去世。

在香港,一個亞熱帶的春天,一個中型的旅館裡,一個人間喜劇揭幕了(悲劇也暫時結束了)。

父母及二哥、大弟三十多年的夢想也終於實現了。

在新大陸的一角,我坐在電話機旁,分享他們的歡笑,他們的眼淚。

我感到我在親身體驗一場巨大的人間的悲歡離合。

我的手在顫抖,呼吸在急促。尤其是遠從太平洋傳來的二哥陌生的聲音:

左图:1993年,大陸的王尚禮、王勝利千辛萬苦來台奔母親的喪,葬禮開始半小時前才走入桃園機場

「妹妹,三十三年了,妳還記得我嗎?還記得我們小時候在一道玩耍的情景嗎?我真不敢相信這輩子還能和爸、媽見面,妳說呀!這是不是人間悲劇呀!妳說……」

我的眼淚早巳濕透了衣角,我還能說什麼呢?

我將電話筒輕輕掛上。

口中喃喃重複著二哥的話:三十三年了,三十三年了,人生能有幾個三十三年呀!

擦乾眼淚,我又想起祖母,武昌,那兩排整齊的無花果樹。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  波士頓
刊登在紐約「華僑日報」

補記:

八八年我曾回到鄭州和二哥、大弟見面。我是八歲時離開家鄉的。

參觀了黃河大橋,看到老家的房子。

心裡想,要是父母能同行多好!

三 ,一條硬漢 ——景新漢

 

右图:從左到右:施珂、傅小燕、李文、王尚勤、景新漢 

1965年在紐約公寓裡。李文一歲生日周嘉陵照的。

 

李敖是從《文星》發跡的,但文星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景新漢,文星的總編輯。

景新漢,山西太原人,台大外文系畢業。個頭高高瘦瘦的,手裡離不了菸。

我和李敖住在安東街時,景新漢就住在二樓——文星編輯室。

景新漢也是王尚義的好朋友,尚義死後,文星替他出了一本集子——《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序文就是景新漢寫的。

後來我出國,住在紐約,景新漢不久也來了,我、他還有尚義及李敖的朋友,歷史系的馬宏祥同住一間公寓,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施珂,李敖的朋友,台大中文系,也搬進來了。

我那時已是大腹便便。

半年後,景新漢的未婚妻傅小燕也來了,我們那間兩個臥室的公寓擠得滿滿的。

我記得老景在一家旅館打工,早出晚歸。

無論多忙,他一定會跑到中國城買他每天必看的《華僑日報》。

空閒時,他還參加了紐約的左派讀書會——談馬克思理論、毛澤東選集。

孩子出生後,我送到一家美國人家庭寄養,搬出了那間公寓。

一年後,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老景和傅小燕回去了。

我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中斷了。

只有從朋友那裡得到一些有關他們的消息——本來和陳若曦夫婦一道住北京,他要求回太原。安排在山西大學教英文。

 

左图:景新漢與施珂,1985年於舊金山,代表山西省對外辦公室訪美

 

一直到二十五年後,那時我已經離婚,跟英國朋友 Bob Edwards 同居,突然輾轉來了一封信,傅小燕寫的,寄自南卡,說寒假裡要來波士頓看我。

我和她分別二十五年第一次見面,感觸萬千。

也了解到她和老景這二十五年的一些狀況。

和我住了三個禮拜後,她又回南卡,後來又回到中國。

她走後,我寫了一篇《倫敦之霧》的小說,發表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上。是我相當滿意的作品,李敖也收在他的一本文集内。

Bob後來回到英國,大概也是「落葉歸根」的心情。

為了避免下一次運動來影響老景夫婦,我沒有用真名。

現在看來中國不會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也寄望景新漢和傅小燕有一個愉快的晚年。

聽信懷南說,李敖最近在他的鳳凰節目裡介紹了景新漢。

會不會是一種懷舊?會不會是一種內疚?

如今蕭孟能死了,文星的主角只剩下李敖一個人,在臺灣活躍。

如果說是時勢造英雄的話,李敖應該感謝文星,感謝蕭孟能,感謝景新漢,因為他們都是文星背後的推動力。

沒有文星就沒有李敖。沒有蕭孟能就沒有文星。

四,老蕭 ——蕭孟能

三個月前蕭孟能在上海過世,我是從信懷南在《世界日報》上,寫一篇紀念《文星》的文章裡知道的。

蕭孟能是我跟李敖同居時,每天晚上的訪客。

那時我們住安東街,是蕭給李敖租的房子,三層樓的公寓。

我跟著李敖一起叫他老蕭。

記得他每次走上三樓都氣喘如牛——後來才知道他曾經動過肺手術,只剩下半個肺。

那時也是李敖與文星的「蜜月期」。

老蕭對李敖是有求必應。

因為安東街的公寓沒有冰箱,只有冰櫃,老蕭要他家的傭人老彭每天送飯來。

老彭是不是大廚我不知道,但飯盒的菜味道非常好,尤其是紅燒茄子。

我每天的任務是燉排骨蘿蔔湯,我離開台灣後,李敖還跟人提到過他很懷念我的排骨蘿蔔湯。

在美國四十年,我也曾做過很多次,但味道都不對,我猜想是美國超級市場的排骨不如東門市場的排骨新鮮。

我也很懷念那時的排骨蘿蔔湯。

老蕭基本上是個大而化之的公子哥兒。人很隨和也有點糊塗。

李敖的精明能幹,細心如麻,正可以補上老蕭的不足。

那年也是胡適回台灣的一年。

李敖的《播種者胡適》一炮而紅,文星成了知識份子,尤其是高級知識份子的精神食糧。

李敖同時也拉進了一批朋友——景新漢《台大外文系》做了文星編輯,許登源《台大哲學系》、陳鼓應《也是哲學系》及王尚義《台大醫學院》都曾經給文星寫稿。

文化沙漠的台灣暫時出現了綠洲。

後來因為禁書,文星書店倒閉,文星雜誌停刊,李敖與老蕭結仇,甚至鬧上法庭——詳情我都不知道。

但覺得非常遺憾。

不但遺憾,也很難過,就像失掉一位老朋友般的難過。

有一年,王劍芬——老蕭婚後的新歡,來美國,特別來康州和我見面。

我們坐在大玻璃窗的客廳裡,外面是大樹、大草坪和相當新英格蘭色彩的白色木欄杆。

王劍芬和我談到很多有關李敖(那時李敖正在和胡因夢談戀爱),談到李敖曾經對她說,我送李文回台灣那年,如果我不回美國,李敖是準備和我結婚的。

更談到我們台大第三女生宿舍和其他朋友。談到她把兩個孩子留給何秀煌,住在香港。

談著談著,我的兩個上學的兒子回來了,我看到王劍芬臉上有掙扎的表情。

一直到她離開,我都想問她一句話:妳如何能將一個三歲、一個兩歲的孩子丟下。

如今老蕭過世——王劍芬人在何處我不知道——李敖在台灣鬧得轟轟烈烈。

安東街離我遠了,文星離我遠了。

台灣也離我愈來愈遠了。

補記:

最近看了胡因夢寫的「童女與死亡之舞」,裡面有關她與李敖及蕭孟能因財務糾紛鬧到法庭的一段。

她為蕭打抱不平,還演了一幕新時代的「大義滅親」。

我相信她的述説不會太離譜,因爲我了解的蕭孟能就是一個「大而化之」容易相信人、金錢觀念上是白癡的人。

李敖的精明,攻心計,善於理財都是老蕭缺少的。

胡因夢我見過一面,他和我個性有類似點——大而化之、追求美、追求真、都有點「不食人間煙火」、愛做白日夢的人。但她近些年沉迷於「佛」卻不是我的追求。

李敖與她原本是相當配合的一對。去年因李文出書事,我曾經和李敖通過一次電話。他說胡因夢過五十生日時,他送了五十朵玫瑰花給她。

我聽了很感動。

也希望因著蕭孟能的去世,他們兩的「私仇」能夠化解。

五,李敖、李文、我

李敖曾經說他糊裡糊塗地做了美國人的爸爸。

我也是糊裡糊塗地做了李文的媽媽。

大學畢業後,同學出國的出國,就業的就業,我卻走上了一條四十年前,沒有太多女孩子選擇的路。
與男朋友同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自己膽大包天。

認識我的人並不太吃驚——

因為我高中三年都寄居在親戚家裡。

考上北二女時,當小學校長的父親調到瑞芳,後來又調到雙溪。

我寄居在古亭區一個表姊家裡。

高中三年是我相當不愉快的三年。

除了寄人籬下外,班上的同學個個出身不凡——有交通部長的女兒,有三軍總司令的女兒、有新竹玻璃廠廠長女兒、遠東旅行社社長女兒、台北火車站站長女兒,其他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的女兒。

我當小學校長的父親——我的貧窮、自卑。

尤其是中午每個人打開香噴嘖的便當,只有我一個人到福利社買一元一碗的魚丸湯。

但國文課時,我的自信出現,我也短暫地離開了我的自卑。

那位帶著四川口音的胡老師,總是將我的文章傳閱。

我的作文本上,也經常是紅圈圈一個連一個,一直到我考上台大。

我與李敖的認識也是相當偶然的。

那年,大三寒假,父親又調回南港。

我住宿舍,寒假裡人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人。

我在過年前,趕到台北公路局車站,人山人海,搭到南港的車。

李敖也在那裡搭車到南港中央研究院。

雖然李敖是王尚義的朋友之一、雖然在校園裡看到過穿長袍的李敖、雖然知道曾經是李敖女朋友的羅惠芳和我同住傅園旁邊的女生第三宿舍。

但面對面在公車內卻是第一次。

認識我後,李敖曾說,王尚義不肯把他妹妹介紹給我——我卻是自己認識的。

李敖是個相當記仇的人。

那時李敖剛搬出溫州街的四席小屋,新居是碧潭山上,租人家的一個房間。

那時也是李敖和前任女友分手後的空窗期。

我的出現,令他興奮,也令王尚義擔憂。

一直到他死,閱讀到尚義寫的《幻》及《野百合花》才知道他不但替我擔心,還半夜到宿舍來找過我。

這是我對王尚義終身的歉疚。

不久,李敖搬出了新店,搬進了杭州南路的文獻會。

我也大學畢業了。

王尚義、李善培、蕭孟能、李敖都參加了我的畢業典禮。

李敖並在「美而廉」請吃西餐。

在文獻會的李敖並不愉快。

不久,和文星的蕭孟能掛上了勾——文星的命運、李敖的命運、台灣文壇的命運、我的命運,都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們同住的安東街的房子就是蕭孟能租下的。

我記得是三樓,二樓做文星雜誌的編輯室,景新漢就住在那裡。

那時的安東街還相當空曠,從三樓的陽台可以看到綠油油的一片稻田,遠遠地還可以看到公館的一排山。

安東街離東門市場不遠——我每天走到那裡去買水果蔬菜。

沒有冰箱,每天有人送一大塊冰,放置在小型冰櫃內。

蕭孟能一般在晚間來,他因為開過肺手術,只剩下半個肺,每次走三層樓梯氣喘如牛。

李敖經常是寫稿到天亮。

《播種者胡適》、《傳統下的獨白》都是那時寫的。

清晨,我經常一個人在偌大的房間裡走來走去,想到我的前途,我對同居生活的厭倦感。

更想到美國,人人要去的地方。

我記得我對李敖說,我還是想出國。

他雖然不高興,也沒說什麼。

可是我等不及了,在出國前的半年,我在花蓮找到一個初中教英文的職務。學校是修女辦的,我暫時離開了台北,離開了李敖。

但李敖每天有限時信來,都是編號的。半年內一共有九十六封,後來收在《李敖的情書集》裡。

花蓮很美,尤其是靠海岸地。

在台灣住了這麼多年,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海。

再回到台北已經是冬天了。

我出國的手續也快辦妥了。

我和李敖近三年的同居生活也要結束了。

而李文的生命卻在無意插柳下開始了。

 

注:本文节选编号为《民间历史》网站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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