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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小說40年 中國文學不能承受的重

2006-06-06 20:44 |迴響:0|點閱:4258

 

中國文學不能承受的重

文革小說40年

李奭學(中研院中國文哲所副研究員)

 


1966年文革初始,紅衛兵揮舞著「小紅書」在北京城內遊行。(本報資料照片)

 西元1966年,中共建國已近20年,從經濟到文化,全國早已如火如荼展開大躍進。奈何天不從人願,民粹主義式的揠苗助長,反而使得大躍進變成大後退。同年2月,江青及其手下在林彪授意和毛澤東首肯下,發表了一份工作會談的紀要,準備拔除文藝界的思想毒草。就文學而言,這份紀要主張剷除凡屬「古」和「洋」的成分,共和國裡只允許工農兵文學。好幾個月後,毛澤東復挾紀要的內容,在鞏固自己權力的前提下,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鋪天蓋地席捲而來,所到之處摧枯拉朽,中國慘遭亙古未有的浩劫。

 在海峽此岸,蔣介石遠眺文革烽火遼原,疾如律令展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毛蔣本是天罡和地煞,政治世仇人所共知。如今背道而行,文革在台灣當然變成中共首要的滔天大罪。文革期間,我在報上看到紅衛兵鬧翻天,珠江漂下來一具具的屍體,或者某名作家受整後已入鬼域的傳聞。我們則每天努力背孔孟,對抗對岸的批孔揚秦。對文革稍稍有點文學性的認識,還是後來看了化名「凌耿」者的《天讎》。這本書根本是傳記體的小說,跨越的時間雖只有文革開頭的兩年,但牛鬼蛇神加上紅衛兵的串聯與武鬥,扣人心弦的程度絕不輸金庸。後來聽說書中紅衛兵的食宿和國府的文宣不合,所以書給查禁了。自此文革小說罕見,直待陳若曦的《尹縣長》出版,我們方才再見。

文革夢魘終告,傷痕小說興起

 《天讎》刊行於1972年,是文革小說的地下派,檯面上另有茹志鵑、劉心武與浩然等極少數的作家猶在創作中。除了浩然外,這些社會主義寫實派的小說家想來都難敵當時革命京劇的力量,雖然他們的天職同樣也在歌頌英雄及黨的各條戰線。這段期間公開發表的長篇小說不下百來部,但話說回來,當中恐怕沒有一部會比靳凡的《公開情書》或趙振開(北島)的《波動》等地下抄本閱讀率高,也沒有一本抵得上後者的才氣或對抗當權的勇氣。1976年底,文革的夢魘終告結束,社會主義寫實不得不讓位給改革開放後的各種西方小說流派。

 儘管如此,首先興起的仍屬紀錄十年浩劫的小說。80年代初,盧新華的短篇〈傷痕〉一炮而紅,以此為名的文類與小說乃不脛而走,紛紛在回憶中控訴文革,連劉心武和茹志鵑都「反正歸來」,各以〈班主任〉與〈剪輯錯的故事〉寫四人幫的流毒和禍害。〈傷痕〉的寫作有其自主性,但此時奉中共中央之命而寫的傷痕小說也有之,目的在文過飾非,把罪行推給四人幫。話說回來,此時另行崛起的尋根與現代主義小說就不同。50年代成名而後復出的王蒙、張賢亮、汪曾祺與劉賓雁等人,都以啟蒙者的身分發聲,借小說反省文革,甚至展開某種意義上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力拒「為政治服務」的昔日樣板。當代中國各式小說裡,文革變成了必備的經驗與批判的內容。

從現代派到技巧實驗

 文革小說史上的「現代派」,顧名思義必曾受到西方的影響。80年代崛起的知青小說家係此派中人的斲輪老手,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乃早期「登台」的佳作之一。不過在現代派尚未擴大為先鋒小說之前,「自傳」儼然也已變成小說的標準情節了。90年代初,流亡海外的高行健又出版了《靈山》,雖然未曾「直面」文革,卻在世紀末誘發他直指文革的鉅著《一個人的聖經》。高行健的新著夾雜自傳與意識流,雙雙又形成他機杼獨出的語言流,把文革時期痛遭髮妻出賣的往事虛構得迴腸盪氣。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他得來不冤枉。

 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的今天,文革小說的氛圍再非從前。高行健領軍建構的巨變,我以為最重要的是技巧的實驗。至於看待文革的角度,小說家也逐漸由沉重轉為喜感較顯的諧謔。王安憶的《兒女英雄傳》為後者打了前仗,至於近年來台灣出版的余華《兄弟》、池莉的《懷念聲名狼籍的日子》、戴思杰的《巴爾扎克與小裁縫》、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與王剛的《英格力士》等,更是文革小說轉型的後現代碑記。

由沉重控訴轉向喜感諧謔

 《兄弟》上下兩冊係余華繼《許三觀賣血記》後的「巨」著,間隔十載才完成。先前血腥的黑色幽默,余華在新作中已略加調整,筆下劉鎮的兄弟雖非血肉至親,但時而情義相挺,時而亦見鬩牆之爭,在複雜的男女關係中把人性恩怨相循的一面寫得絲絲入扣,諷意連連。文革的劫難仍然是上冊的序曲,余華的黑色搞怪猶可一見,下冊則由後文革時代的無知與浮躁總結之。至於池莉,則仍一本女性作家的堅持,讓一位70年代疲膩了城市的少女插戶農村,把知青運動就當夏令營過,更在「聲名狼籍的日子」裡顛乾倒坤而長成。文革小說慣見的英雄,池莉踢到一旁去,反化之為人人側目的負面英雌。余華這回可是工筆細寫,池莉則難忘女性的主體,文革反倒變成小說的陪襯。

 


2001年北京居民身著紅衛兵服,全家在毛澤東肖像前留影。(本報資料照片)

 「陪襯」不算壞,真正戲謔文革的乃戴思杰和閻連科。戴思杰用法文書寫,處女作《巴爾扎克與小裁縫》甫在歐洲出版就佳評如潮。城市出身的一對知青好友在山區插隊落戶,他們用傅雷中譯的巴爾扎克挑動了山區裡人稱「小裁縫」的一位純純美少女。巴爾扎克發揮言情的影響力,小裁縫初經人事了。再加上傅雷曲巧的譯筆,小裁縫也長大了,知道美麗乃女人的至寶,於是毅然離家前往城市尋找新生。文革讓巴爾扎克淹沒--不,應該說是讓福婁拜吞噬--了,因為小裁縫的成長乃倩書作媒使然,是《包法利夫人》喜劇性的文革翻版。

文革小說也能以喜劇收場

 戴思杰以牧歌般的語言,解構了整肅抄家等過往的敘事模式。閻連科的手法更稱一絕,我看《為人民服務》才是對文革小說最大的顛覆。閻連科刻畫的對象亦非紅衛兵,而是某貴為解放軍師長的一家人。在南征北討的歲月中,師長因中彈而致性無能。奈何他堅持成家,如今第二任的夫人年方二十八,面對性事上的窘境,她比小裁縫或《兄弟》裡的林紅膽大多了,時常拿著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令牌強要家中的炊事兵為她來段「性服務」。第一人稱敘述者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不時還跳出來對文革中的這對查泰萊夫人和她的情人品評一番,壓根兒忘了部隊外驚天動地的世變。閻連科無意將「為夫人服務」寫成文革另類的迫害:浩劫過去,師長夫人拋家棄子,果然像查泰萊夫人和她的情人私奔而去。小說中少了紅衛兵與整肅,卻把發動文革的毛主席或代表他的各類圖騰狠狠挖苦了一番。

 文革對中國人乃不可承受的重,但文革小說居然也可以用喜劇收場,而且把當道揶揄得滑稽突梯,令人笑淚俱忘,而這恐非當初傷痕與尋根小說家始料能及了。從《天讎》到閻連科剛在台灣面世的《為人民服務》,歷史一幌就是40年。不論中國或台灣,兩岸的草莓族想來早已渾然不解什麼叫文革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時代使然還是作家歷久必變有以致之?這個問題可能得再等上一陣子才能通解。但是,只要歷史猶存,我想文革小說仍然變化可期,眼前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夢魘十年,文革畢竟是中國前所未見的生命與文化浩劫。

*原載2006年5月28日【開卷】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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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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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文學泛指中國1970年代末開始一種文學創作思想(潮流),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先出現的一種文學現象。是中國1980年代文學思潮的主流。主要是表現「文化大革命」給人們帶來的精神物質上的巨大傷害以及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文學現象,在當時中國社會有廣泛影響。

目錄

[隱藏]

[編輯] 開端

傷痕文學開端於1977年11月劉心武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小說《班主任》,其名稱來源於復旦大學一年級新生盧新華1978年8月11日在《文匯報》上發表的小說《傷痕》。當時評論界認為《班主任》主要價值是揭露「文革」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內傷」,有認為該篇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呼聲。[1]。盧新華的小說《傷痕》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2]

[編輯] 發展

傷痕文學早期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一般認為最早問世併產生較大影響的是莫應豐出版於1979年的《將軍吟》。周克芹描寫農村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古華的《芙蓉鎮》也是此類主題的代表作。這些作品許多被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

[編輯] 代表人物和作品

  • 《班主任》/劉心武   
  • 《傷痕》/盧新華
  • 《靈與肉》/張賢亮
  • 《爬滿青藤的木屋》/古華
  • 《思念你,樺林!》襲巧明
  • 《飄逝的花頭巾》/陳建功
  • 《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弦
  • 《本次列車終點》/王安憶
  • 《我是誰》/宗璞
  • 《啊!》/馮驥才
  • 《大牆下的紅玉蘭》從維熙
  • 《將軍吟》莫應豐
  • 《芙蓉鎮》古華
  •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周克芹
  • 《人啊人》戴厚英
  • 《詩人之死》戴厚英

[編輯] 評價

  • 正面評價:傷痕文學使當代文學重新回到「人學」的正常軌道;它擺脫了「假、大、空」,使文學重新回到真實的藝術世界;它一反空洞說教的文藝觀而強調了感情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它用真實感人的藝術人物與「三突出」模式的臉譜化人物作出強烈比照。
  • 負面評價:傷痕文學作品也有明顯的不足。當年許多作品有的因情節離奇、有的因片面渲染鮮血淋淋而引起過爭議和非議。

[編輯] 參看

[編輯] 參考文獻

  1. ^ 金漢:《中國當代小說史》,198頁,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2. ^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25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編輯]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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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尔达:法国当代最畅销的纯文学作家

2008年05月12日10:41    作者:余扬

  需要的不只是浪漫  

  法国当代最畅销的纯文学作家

  当安娜·卡瓦尔达怀揣着炽热的文学梦想,四处投稿却屡屡被拒的时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女教师一定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红遍整个法国的畅销书作家。

  就像我们事后所知道的那样,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的文稿“漫游”过十几家出版社,却没有被一个编辑看好,直到1999年初,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出版社LeDilettante看中并出版了这部小说。之后的热销程度让曾经收到过文稿的出版社都痛恨自己有眼无珠:半年销售量超过150万册,连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阿尔贝纳特也公开声称自己是卡瓦尔达“粉丝俱乐部”的一员。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卡瓦尔达之后的写作道路更是让人刮目相看。2002年,她推出了长篇处女作《曾经深深爱过》,继续受到“粉丝”的狂热追捧。之后,2004年,长篇《只要在一起》再度掀起了“卡瓦尔达热”:连续130周停留在法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在法国国内销量接近200万册,全欧销售总量过400万册,媲美同期全球热卖的《达·芬奇密码》。小说由法国新浪潮时代的老导演克劳德·贝利搬上银幕,取得骄人的票房成绩。

  当很多读者以为卡瓦尔达难以再超越这个创作巅峰的时候,仅仅沉寂了四年,今年3月,她携新鲜出炉的长篇《慰藉》归来,小说一上市就引来铺天盖地的书评。不到一个月销量直接跃过30万册,在《费加罗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数周排名第一,总销量超过500万册。

  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卡瓦尔达凭自己的写作创造了法国当代文学写作中的一个奇迹,也成就了法国出版界无法解读的“卡瓦尔达现象”。

  每部畅销书都是一个传奇。随着作品的热销,人们对作者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安娜·卡瓦尔达是谁?熟悉法国文学史的读者,难免会有这样的期待,或许她是当年畅销女王萨冈的一个翻版:17岁的萨冈,以六周时间写成小说《你好,忧愁》,轻易在欧美两地暴红暴紫。之后纵情狂赌飚车,抽烟酗酒、染上毒瘾,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都会引起明星般的轰动;又或许她是另一个杜拉斯:扑朔迷离的情感历程,自由飘忽的性情文字让一代又一代“杜拉斯迷”沉湎其中,欲罢不能。

  然而,对卡瓦尔达抱有如此期待,并欲借此洞悉其作品畅销的秘密,注定是徒劳的。她的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们所能了解的也仅止这些:1970年,安娜·卡瓦尔达出生于一个普通人家。她的生活,一如她的小说,家常,琐碎,少有大起大落和峰回路转。如平常的法国女子一样,成年后不久就顺顺当当嫁给了一个不知名的兽医,之后离婚,现在她是一个穿着家居服在家写书带孩子的离异妈妈,成名至今10年无绯闻。

  我们还可以约略从采访过她的记者那里了解到: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女作家”,卡瓦尔达不喜欢一切抛头露面的场合,讨厌摄影镜头,接受采访都只用电子邮件,除了作品一概免谈。她那点少得可怜的文学资历似乎也不值一提,从索邦大学拿到文学学士文凭后,她一直死心塌地地充当文学青年,热爱一切可以在白纸上写字的机会,连为朋友写求职信、为家人写聚会感言这类事情也乐意包揽。成名后的卡瓦尔达依然简单,有人为她算过一笔账:从2004年到现在,她至少已经赚进3200万欧元。可她依然住在靠近巴黎的小镇默伦,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只是换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买了一辆高尔夫小车,为两个孩子请了保姆,而这在法国顶多只是中产人士的标准。卡瓦尔达始终游离于当代法国主流文坛之外。她声称自己不想进入文学圈,也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她的作品在法国大红大紫,主流作家们依然无视她的存在,对法国文学的凋敝大发感慨。

  一如她的为人,卡瓦尔达的作品同样“波澜不惊”,它们关注的只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陌生的男女街头相遇调情,而好事却意外被搅了;怀孕妇女满怀喜悦地等着孩子出世,却发现肚子里是个死胎;梦想当作家的女人在出版社表示无法出版她的作品时突然瘫痪不起(《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一对典型的法国小资,在享受浪漫生活的同时,陷入琐碎无聊的想象或绝望的精神状态,他们总想改变生活方式却又无能为力(《曾经深深爱过》);四个男女青年一同住在巴黎埃菲尔铁塔边一处巨大的奥斯曼式公寓里,这些看似绝缘的人物因了一些特殊的机缘有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最终他们学会了彼此包容和谅解,和谐相处在同一个巴黎屋檐下(《只要在一起》);一名年近50岁的建筑师在好友的母亲去世后,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命(《慰藉》)。

  卡瓦尔达一反自法国新小说派兴起后,纯文学作家们对故事的摈弃和肢解,或通俗作家们对制造充满浪漫与奇遇的故事的乐此不疲,也显然有别于萨冈、杜拉斯们,对叛逆、破坏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的向往,有意无意让作品蒙上恍惚迷离的神奇光影。她用近于口语的文字呈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职员、士兵、兽医、小资、工程师、青年男女,他们就像我们的朋友、家人,抑或是同事,我们在街上、商店里、写字楼里随时都会碰到,他们的故事也只在我们的“咫尺之间”。同时诚如法国女演员奥黛丽·塔图所言,“从她的小说里我看到的是生活中那一缕阳光,而不是生活里的黑暗和残酷。”卡瓦尔达力图通过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艰难的,充满了悲剧,然而快乐也无处不在。读她的小说,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这样一个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的年代里,人们在情绪倾泻之余,内心深处依然会奢望那一点点来自他人的善意和抚慰。由此之故,流传甚广的“文坛掌故”如她小说中叙述的故事一样真实可信:一位当医生的女士在一次聚会上,说到卡瓦尔达的小说,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因为她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也像书中的人物一样,曾经被抛弃,后来又得了癌症,多次想轻生,最后,是友情和亲情拯救了她。

  有评论者对卡瓦尔达小说的魔力做出解析后称:她用小说的形式,安抚法国人的不安。这碗心灵鸡汤,慢火炖熬,味道纯正,不会让自视颇高的挑剔的法国读者把它归入文学快餐,在畅销的名义之下,她的小说仍然是一道能满足各个阶层读者的法式大餐。然而对于多数读者而言,与其去做这样的揣测,还不如学卡瓦尔达去见证平凡的力量。可以想见的是,卡瓦尔达对当下法国日常生活的关注,洞悉了人生在世无法超越的悲剧性的荒谬的生存处境,是对当代法国人灰色灵魂的深邃透视。这种关照生活的高远和穿透灵魂的力量,不仅给人强烈的艺术震撼,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同样有着鲜明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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