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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南方朔：晚年的柏楊與世無爭

    1960、1970年代台灣戒嚴時期，一些人以被迫害者英雄的形象存在，柏楊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在一個政治壓迫的年代，總會出現這樣的所謂英雄。柏楊把對迫害者的反抗轉移到普遍的中國文化、中國人身上，所以他寫出了《醜陋的中國人》。他想當然地認為，自己遭受的不公來自更深層次的文化、歷史根源。其實那個年代，對中國文化包括中國人反感的人非常多。在任何高壓年代，大家喜歡從文化中找理由，大家都特別能得到共鳴，這也是某種程度上柏楊這些年來在大陸依然很受歡迎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柏楊改寫的歷史書一塌糊塗，事實上，他改寫歷史也是來源於自己被迫害者角色的定位。

    我和柏楊是好朋友，他的書都會送給我。晚年的柏楊其實非常和善，表現得像個人物，也與世無爭。我們在一起不太可能談許多很深的東西，聊歷史、過去更多些。因為我們還是有許多不同的觀點，我們不太希望有爭論。這幾年很少去他家了，他這些年也過得不錯，所以在我看來他是那個年代被迫害者中比較幸運的一位，許多那個年代反抗傳統、反抗國民黨統治的被迫害者都消失在歷史中，沒有人記住他們，但柏楊活了下來且生活得不錯。他的幸運得益於台灣著名物理學家孫觀漢，他在很多方面都保護著柏楊。柏楊已經是過去年代的文化圖騰、記憶的標桿，在一段時期大家都要到他那裏拜碼頭。 

   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孫隆基：柏楊抓住了魯迅的“刻薄”

    當年我在臺大讀書的時候就看到過他。那時柏楊反對國民黨專制的文章充滿著嬉笑怒罵，我把它們稱之為“遊戲文章”，挖苦有餘但深度不夠。但這也是那個年代的特點，很嚴肅的東西大家都不能談。

    柏楊包括李敖，他們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從學理上講更多是嘩眾取寵、聳人聽聞，沒有深度，這是無法和殷海光等比的。柏楊抓住了魯迅的一點東西，特別是魯迅刻薄的一面，但他缺少魯迅的深度。另一方面，魯迅的批判情緒來自傳統中國社會，但到了柏楊的1960年代，這些歷史背景都沒有了，只好用謾罵的方式。柏楊的反抗更多來自對戒嚴時期生活的苦悶，來自年長者佔據社會資源，年輕人無法出頭的不滿。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柏楊是對五四精神的繼承

    前幾年參加《醜陋的中國人》研討會的時候，我在會上有一個發言。我說，柏楊先生寫的《醜陋的中國人》和《中國人史綱》，某種程度上就是魯迅想寫的“中國人史”。從這個角度講，柏楊是對五四精神的繼承。他和魯迅都堅持對中國國民弱點的批判，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弱點的批判，也堅持自我反省。柏楊的與魯迅相比，弱點在於深度不夠。他的夫人後來把我這句話帶給了柏楊，柏楊后來就寫了信對我表示感謝。

    對大陸知識界來說，柏楊的影響主要在19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柏楊批判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柏楊的作品和思想在大陸這邊很有市場。

    北京大學教授、《柏楊全集》主編陳曉明：他就是一個世俗化的知識分子

    柏楊一直是在做著極其艱難困苦的反思工作。柏楊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生活於民間，既不在大學任教，也不供職于政府公務系統。他是一個自由寫作者，一個賣文為生的人。柏楊其實是一個十分另類的知識分子，始終是站立在世俗社會的立場上來發言。柏楊對世俗文化展開最有力的批判在於，他用“醬缸”這一象徵意象去概括中國文化的內涵本性。這個比喻十分奇特，也具有民間文化的特色。他直接而尖銳，徹底而擊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說，反傳統話語在柏楊這裡達到頂峰。

    柏楊的雜文還始終流宕著一股為底層平民伸張正義的激情，對社會任何不平等的現象，柏楊都給予關注，並毫不留情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也是柏楊的雜文極富號召力所在，他為所有受損害的弱者叫屈，為底層被蹂躪者鳴冤，這使得他的作品成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撫慰。

    梁文道：柏楊功不可沒的是啟蒙

    其實我讀柏楊的書挺早的，我在台灣讀小學時就看過了他的書，當然看不懂。中學時再讀，他的文字非常鋒利。1980年代“解嚴”前，他的《醜陋的中國人》和龍應臺的《野火集》是給青年人影響最大的書。我們在台灣接受的教育是典型的“忠黨愛國”，柏楊從深處挖掘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局限性，但是單純考慮民族性是有局限的。他的書像一針清醒針一樣，但我們需要冷靜對待民族主義，民族性不斷有作家提出，它有很大局限性，民族性是特殊年代我們對西方侵略的反應，但柏楊他們直接搬到當下，跳躍太快了。柏楊功不可沒的地方就是啟蒙，繼承了五四精神，儘管方法論有問題。

    他的史書是文學家著史，個人化東西太多，關注陰謀和權術，這是柏楊和其他著史文學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