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作家叶辛回忆返沪历程:我是运气好的
http://news.QQ.com  2008年11月14日10:38   解放日报    我要评论(18)

 

作家叶辛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一代人的青春,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叶辛

1968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1968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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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返城潮中,有脱离农村回归城市的,也有真正留下扎根农村的,然而无论是哪一方,知识青年的命运都可谓坎坷异常。前两年北京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识青年。报告里说到,留在延安的知青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 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识青年”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文凭、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

  “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

  1968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若干年后,农村的大部分知青开始回归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这一轮回,改变了知青的命运,也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曾在贵州农村插队十年的作家叶辛,对这段难忘的历程有着自己的感悟。

  上海知青有111万人,占上海700万城区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毛主席这段最新最高指示。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十分积极,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太想去。而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不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春天。我就是在这年3月31日出发去贵州农村插队的。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文革”期间上海知青有111万人,占上海700万城区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如果一列火车装一千人,把这些知识青年送到农村需从上海开出多少列火车就不难想像了。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好儿女志在四方”是我们当时的口号,人人都喊。喊的同时,我隐隐意识到: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更多的,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们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

  青年上山下乡是分层次的。最差的是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国家基本不管,知青参加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第二个层次是到外地的国营农场,每个月有32元;比外地国营农场层次更高一些的是军垦农场,除了能有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每个月的生活费有36元,这在当时很有诱惑力;第四个层次是到上海市郊的农场,比如崇明、奉贤、南汇的农场,尽管劳动也很苦,月工资只有24元,但是离上海近,回家很方便。另外,上山下乡还有一个层次叫自寻投亲插队。20世纪,移民上海最多的是江苏人和浙江人,所以只要原籍有亲戚收留,知青就可以过去。在上海111万知识青年中就有51000人到江苏去插队,还有32000人到浙江去插队。而我根据政府安排去插队的贵州省,那儿的上海知青也就一万余人。

  当时我们是6个年轻人一起插队落户在砂锅寨。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茅草屋没有窗户,门是用牛粪敷的,单从外面看就已然能感觉到它的阴暗潮湿。第一次看到这座茅草屋时,用呆若木鸡来形容我们的表情并不为过。要知道,在上海目之所及最简陋的房屋也是用纸筋石灰敷的。可生活还得继续,走进茅草屋,我们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生活关、劳动关和贫下中农结合的思想关,命运早就为我们安排了种种障碍,除了克服,我们别无选择。

  十年七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这10年使我熟悉了最贫穷山乡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思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真正生活。

  我们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的事情

  10年中,我们可谓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的事情。当时唯一沟通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6个人,无论谁家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提及关于上海的消息,像是夏天天气有多热,冬天如何的冷,甚至外滩流氓闹事,这些都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这10年里,我回上海探亲共三次。当时国家规定知识青年一辈子只能探亲两次,我之所以有三次机会,是因为这三次都是应出版社要求,回去改稿子的。一旦回到都市,我就感到上海的马路特别洁净,上海的阳光特别灿烂,上海的人民广场特别宽阔,无论是南京路、淮海路都让我有一种亲切感。我想所有知识青年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这份思念就愈加强烈。

  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下乡的知青,还是无奈被动而来的知青,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是回到都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因为他们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8分钱。)像我们那儿,一天工钱五毛九分六,不到六毛钱。即使每天劳动,一年200元左右的收入只够买米。但人的基本生活不是仅仅有米就够了。洗脸要毛巾;刷牙要牙膏;衣服破了要买衣服。在插队后期,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要活下去,还要完成个人该完成的事———谈恋爱找对象。而这些生活问题最终得到反映,或者说“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大调整后,恢复理智地看待这件事,则是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1973年。

  那年,毛主席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主席已经认识到知识青年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的回归浪潮。这股浪潮所表现出来的正是1700万知识青年的共同心愿。幸运的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要把户口迁回来,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

  其实,在1979年知青回城浪潮爆发之前,1975年贵州省已开始解决在贵州的10600位上海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当时地区大学很少,知青可以选择在地区的师范、林校、卫校、财校、农校读一到两年,到时候就能被分到县里或是地区部门。很多知青就是通过上这类中专学校解决问题的。

  当时中央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限制: 一是已婚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凡是国家安排过的,像是上过中专的,无论是被安排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山乡小学,只要工作了,领国家工资了,就不能回来了。

  而即使国家有了明确的政策,知识青年回上海仍十分艰巨。1978年、1979年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是住房。如果你回来,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拥有几平方米的权利。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甚至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想法: 没有上山下乡的弟弟妹妹,也许当时是因为哥哥姐姐去插队落户才使他们有机会留在上海,但是他们毕竟也不富裕,肯定会有各种利益关系。因此法院当时经常有这样的案子———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怎么协调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只有写保证书,保证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上户口。

  我的情况和大多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

  返城后的知青背负着融入城市时的矛盾,仍在不停地还债

  在整个返城潮中,有脱离农村回归城市的,也有真正留下扎根农村的,然而无论是哪一方,知识青年的命运都可谓坎坷异常。前两年北京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识青年。报告里说到,留在延安的知青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 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识青年”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文凭、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

  前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位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有普通职工,有下岗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抱歉我们不能吃了,我们要去上班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是酒店保安,晚上饭店生意好,车子多,很忙;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帮人看门。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孽债》中,我写到过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顶替后就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除了热水瓶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什么都能修。录音机坏了能修;电视机坏了能修;一个桌子腿坏了,一个下午就修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现在却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元,他已经很满足了。他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当初我写的小说叫《孽债》,大家只从故事层面来理解,其实这是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来写的,我们的债并没有还清。返城后的知青背负着融入城市时的矛盾,仍在不停地还债。

  这种困顿从知青最初回归都市时的艰难便可窥一斑。1978年、1979年,每个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这还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作。我单举一个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泽东对李庆霖的来信作出批示后,政策变得人性化了。独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可以回来,父母有多个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政策上也允许有一个子女可以回来。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在外插队,因此她是根据这个政策回上海的。妹妹回到上海,先被安排到街道里弄生产组,每月有22元。这还是在1975年,到了1978年、1979年,大量知青涌回城市,根本无法安排工作。有一部分国营厂矿,比如造船厂、钢铁厂,安置了一部分知青。好的国营大厂一个月可以拿46元钱,能够进这样的工厂,那是最好的。更多的知青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会来安排,好一点的由街道工厂来安排。上海目前有一些区长、副区长,有一些厅局级干部,都是知青出身,他们就是从居委会、街道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这30年来,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当年,形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词,叫“波澜壮阔”。1700万人从中国的大中型城市涌进广阔天地,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掀动了社会,触及了许许多多普通的家庭。千万人一拥而下,客观上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住房问题、吃饭问题、收入问题、青年人的恋爱问题。我记得在解决知青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我们当时总说七个字,叫“岁月蹉跎志犹存”。在这一代人中,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他们想要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一些贡献,“志”还是存在的。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那是因为在生活中有了感受,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就像十年动乱带来了很大的戕害,蹉跎岁月给整整一代人造成很大的戕害,还有很多没有还清的债。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上山下乡的十年又七个月的日子里,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他们经历了三个思想阶段,从最早比较虔诚、比较狂热、比较盲目,到在农村比较严酷的现实中,产生困惑、无所适从,想离开,到最后开始觉醒。要真正从这条路上走出来,要靠良知,凭着才华从乡间小路上一步步走出来。同时我看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活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们,他们经历着大自然的风雨,经历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风雨。这段生活带给我更多的是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对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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