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一聲 老公有曖昧簡訊 她吃醋跳樓

更新日期:2010/12/12 04:11  

〔自由時報記者蔡孟尚／新竹報導〕「媽媽，我老公…啊！」祝姓婦人疑心丈夫感情出軌，昨晨兩人口角後，祝婦打電話給母親，才剛開口就慘叫一聲後斷訊，事後才知她從10樓住處墜樓喪命，祝母認為死因不單純，要求新竹警方查個水落石出，而肇禍原因只為了一通簡訊。

 

留下3月大女嬰

 

老公的主管當晚剛好借宿客廳，他指證是祝婦自己跳樓，祝婦遺下3個月大的女嬰，丈夫則為人倫悲劇而痛哭。

 

警方調查，祝女（27歲）前晚和丈夫陳某（29歲）、丈夫的主管及2名男同事聚餐，事後回到公司為他們在竹北市租的大樓宿舍，繼續喝酒到凌晨2點，主管睡客廳沙發，2名同事各自回房，但祝女無意間看見先生手機裡有女同事傳來的簡訊，認為兩人搞曖昧，當場吵了起來。

 

據陳某說法，當時夫妻在房裡爭吵，祝女一度作勢要往窗外跳，但被他拉住，不巧女嬰被吵醒，而祝女往客廳方向走，本來要把她拉回來，但想先照顧寶寶，沒想到，接著就聽到在客廳的主管嚷說「她跳樓了」。

 

先生主管目睹她跳下

 

主管說，當時他睡在客廳沙發，聽見「啊！」的一聲醒來，只見祝女從客廳窗戶縱身往下跳，想去搭救已來不及；陳某立刻趕到樓下人行道，目睹妻子陳屍地面，當場崩潰痛哭，還悲憤地將惹來麻煩的手機（曖昧簡訊），猛往地上摔。

 

母要求深入調查

 

祝女的母親說，凌晨4點多接到女兒電話，只說了「媽媽，我老公……（通訊不清楚）」然後就是「啊！」一聲大叫，接著就斷訊了。

 

母親說，女兒和女婿先前吵到要離婚，兩人9日還一起回娘家拜託她調解，她問女婿「是否還愛女兒？」他回答「是」，母親就勸他們和好相處，繼續生活，前晚6點打電話給女兒時，祝女還說「我們已經和好了」，沒想到才隔10小時竟釀悲劇。

 

檢警昨下午相驗，初步研判祝女墜樓以自殺或意外的可能性高，但祝母堅持女兒不可能尋短，要求深入調查，檢方已指示警方重建現場、加強採證，並安排擇期解剖遺體。

超美的女公安

长相怪异“特立独行”的猪

自贡市荣县新桥镇麻柳场村，一只长着两个脑袋四只眼睛的小猪宝宝“哼哼”落地。一时间，这只与众不同的小猪让当地人为之注目。 新桥镇麻柳场村村民董贵良家的老母猪一口气生下了13只小猪仔。当第十只猪宝宝出来后，董贵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只小猪仔竟然长着两个脑袋四只眼睛。 广东南海里水镇建星村有一头怪猪。小猪皮肤红嫩，并带有几条橙色的斑纹。单看其躯体与一般的小猪无异，但其头部却长得古怪，两个鼻子和嘴巴分别对等地长在头部两侧，两边脸上各长着一只小眼睛。最吓人的是居然还有一只眼睛长在头部中央。而且，两个嘴巴都能分别发出声音，三只眼睛都能转动。在场所有见到怪猪的人都说这小猪长得太奇怪了，但也有不少村民觉得它很可爱，有的甚至抱起小猪拍照留影。 据猪场的梁叔介绍，“这只小猪头重脚轻，四条腿都难以站立，加上天生两个分列左右的嘴巴互不相让，结果两个嘴巴都难以吃到猪奶，怎么养大它成了大家伤脑筋的问题。” 这猪两个嘴巴都会动会吃东西，已长到1.5公斤 化州东山街道儒教位村委会黄谷坡村一村民家中,一头母猪生下了一头四只眼睛两个嘴巴的怪猪。 据主人李勇春介绍，他养猪已有十多年了，现在养有母猪十多头和一批肉猪。怪猪的“母亲”于上月23日夜里生下10只猪仔，其中有一头小猪的两个嘴巴呈45度角叉开，且都会动会吃东西。更奇特的是，一个嘴巴吃东西，另一个嘴巴也跟着动；它还有四只眼睛，有两只分布在左右两边，中间两只则在同一个眼眶内。村民们都说，养了这么多年猪，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猪。据称，这头怪猪生下来后一直都是喝牛奶，生长正常，能吃能睡，已有1.5公斤重。 茂名市畜牧局总畜牧师李益和说，估计是两个胚胎在发育过程中，头部发育了但内脏却没发育并黏在了一起。这头怪猪能活多久？李益和称：“估计长大都没问题。” 伊春市王某家有一头怪猪，它虽然只有两条腿，但却能行走自如。 这头小猪的主人叫王家新，家住伊春市友好区长青委71号。去年6月，王家新买回了一头杂交母猪，今年3月30日产下一窝猪崽儿，共9个，3个是身上长有花纹的“小野猪”，6个是家猪。其中有一头家猪生下来就没有后腿和大部分后鞧。王家新仔细观察发现，这头小猪块头比别的小猪大，前腿粗一圈，吃奶的时候，总能抢到最前列，走路的时候，迈动两条前腿，尾巴和屁股翘得高高，呈倒立状。大、小便也都是倒立着。而且越长越壮，倒立行走的速度也很快。

異議作家余傑：按原計劃出版新書

記者: 陸楊 | 華盛頓 2010年 7月 06日

圖片來源: 美國之音

異議作家余傑

星期一在北京住所被警方帶走的中國異議作家余傑獲釋回家。他說，這次警方傳訊主要是阻止他在香港出版批評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新書。不過余傑表示，仍將按原計劃出書。同時，四川法律教師王怡說，警方這次傳訊余傑是黑社會行為。

*不知何故被警方帶走*

中國知名作家余傑星期一下午被北京朝陽區豆各莊鄉派出所警方傳訊。經過4個半小時的問話，余傑在當天晚上8點左右被允許回家。余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6名警察將他從家裏帶走時只是出示了傳訊證，上面並沒有說明傳訊理由，只寫了根據刑法92條對余傑進行傳訊。

*阻止出書是真正原因*

余傑說，在訊問的4個半小時裏，警方訊問的內容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警方把他最近在海外中文網站上發表的政治評論文章列印出來，讓余傑在每一頁上簽字，按手印。然後警察把其中他們認為最反動的段落挑出來對余傑進行訊問。

余傑說，這次傳訊的真正目的是，警方試圖阻止他出版一本批評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新書。

余傑說：“我覺得更重要一個方面是，我在一個多星期之前，在推特網上說我最近兩三個月會在香港出版一本專門集中的批評溫家寶當總理8年以來的這些政績，這些政策的書，書名就叫‘中國影帝溫家寶’。所以他們主要是訊問我的這本書寫了哪些內容，什麼時候出版。然後他們用很多話來恐嚇，威脅來阻止我這本書的出版。”

余傑對警方的威脅毫不畏懼，他對問訊他的警察說，他做為一名公民提醒同樣做為公民的溫家寶，這是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言論自由。余傑還對警察說，“如果溫家寶先生認為我的批評是涉嫌對他名譽造成損失，溫家寶本人可以通過法律途徑來告我。”

*主審警官：批評溫家寶可能獲重刑*

余傑說，主審他的北京公安局國保大隊的朱姓警官威脅余傑說，批評溫家寶會成為嚴重的刑事案件，並可能被判重刑。

他說：“主要來審訊我的北京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姓朱的說，批評溫家寶，溫家寶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國家的總理。批評溫家寶就會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就不是他個人來用一個民事訴訟來告我。而是一個公訴案件，會成為一個很嚴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會遭遇到向劉曉波先生那樣被判重刑。”

*余傑：堅決按原計劃出書*

余傑介紹，他在筆錄中直截了當的申明任何政府部門和個人都沒有權利剝奪他的言論自由，包括他批評胡錦濤和溫家寶的自由。余傑堅定地表示，仍然會按照原有計劃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這本書。

余傑對美國之音說：“我仍然會按照原有計劃在香港出版這本書。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這種做為是非常的拙劣，非常的下流。用這種恐嚇的做法來剝奪公民批評政府的權利和自由，我覺得他不會成功的。反而經過這個事情之後，讓更多的人，更多的朋友知道有這樣一本書。使得這本能夠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王怡：傳訊余傑實為黑社會行為*

中國作家、獨立中國作家筆會理事王怡認為，政府之前在余傑單篇文章的監控上所掌握的尺度還不是很嚴重，但是這一次涉及到這本書的出版，對余傑的騷擾有所升級。

王怡說：“對犯罪嫌疑人才能進行傳喚，現在名義上是在傳喚余傑，實際上是在警告他，威脅他，不能出這本書。那麼從憲法裏基本的言論自由來講，事先的審查一定是對言論自由的違背。換言之，如果余傑出了這本書，你認為這本書的內容威脅到國家安全，那個時候你再立案調查他，那個時候他才成為犯罪嫌疑人。 其實，你這是借傳喚威脅公民，威脅余傑。”

王怡認為，這次對余傑的傳訊表面上是公安執法的行為，在他看來屬於黑社會的行為。

余傑和王怡同為中國大陸異議作家，2006年他們二人以及李柏光在美國白宮受到前總統布希的接見。

异议作家力虹病危才获保外就医 浙江当局无法脱责(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21日 转载)    力虹更多文章请看力虹专栏
    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图片说明：重症监护室中的力虹。
    
     （参与2010年6月21日讯）沧海报道：6月5日，在狱中患神经元疾病的浙江异议作家力虹（张建红）在奄奄一息时终于获准保外就医，家人用出租车将力虹接到浙江第二人民医院治疗了四天，因费用昂贵，之后转到民办的明州医院治疗，目前力虹的病情有所好转，但随时有内脏衰竭的危险。前不久探视过力虹的浙江异议人士朱虞夫先生向记者介绍了力虹的近况。
    
     朱虞夫讲到力虹，连说了几个“非常凄惨”，他告诉记者，6月12日下午在明州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见到力虹，第一印象就是“形销骨立，惨不忍睹，手脚似芦柴一样”。力虹的脑子非常清楚，见到朱虞夫马上费力地点头微笑，但一句话也讲不出。他认为久违的亲情对于力虹的恢复有很大帮助，但可惜每天其家人只被医院允许陪伴力虹半个小时，这是重症监护室的规定。
    
     朱虞夫谴责当局现在把力虹一脚踢开的做法。力虹2007年3月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六年，入狱前身体健康，因在宁波看守所遭遇非人折磨，同年5月被诊断出患上罕见的神经元疾病，两臂肌肉严重萎缩。此后，其家人多次提出保外就医，当局置之不理。力虹病情危急时，吃不下饭，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当局不得不把他送到浙江青春医院，但基本没有什么治疗。直到疾病扩散至全身，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当局才通知其家人办理保外就医，为了摆脱责任，甚至恐吓其家人说“如果这次不办，以后都不能再保外就医。”而且丝毫没考虑力虹出狱后的医保和生活问题。为了挽救力虹的生命，其家人只能选择卖房筹款。
    
     据自由亚洲报道，“病重的浙江异议作家力虹获保外就医后，其家人公开的两个捐款帐号由于被封锁，海外的捐款无法汇入。”而力虹的妻子董敏与当局协商解决力虹出狱后的医保也一直无果。呼请社会各界联合督促浙江当局尽快妥善解决力虹的救治问题。
    
    
    
    附：力虹简介（转自维基百科）
    
    因在网络上发表《被盗的器官在呼啸》、《活摘门方兴未艾、奥运门又将开启》、《面对活摘门，欲出应对法》、《面对调查报告布什将说什么？》、《愿意参加这个历史性的调查》、《吴宏达想要干什么？》、《传九促三是中共过不去的坎》、《还我高智晟，还我中国的良心》、《为民请罪的高智晟》等多篇文章，力虹于2007年3月19日被中共政法委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以6年有期徒刑。
    
    2007年5月底，他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导致两臂肌肉严重萎缩、丧失功能，正向两腿扩散，有全身瘫痪的危险。他曾向浙江省司法当局多次请求保外就医，却不被理睬。
    
    對於力虹被非法判刑一事，海外的許多維權人士都在聲援他。
    
    由於健康惡化，日前從監獄轉入杭州青春醫院即監獄醫院救治。據悉，力虹患有運動神經元疾病，該病被醫學界判為絕症。目前他已經不能進食，只能靠輸液維持生命，危在旦夕。力虹的夫人董敏曾經在2007年與2008年一再請求當局讓他保外就醫，但均遭拒絕。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博讯 boxun.com)

籠中鳥飛行記─專訪四川牛人廖亦武

洛杉磯龍蝦節(LA Lobster Festival)

不要忘記文革的本質
◎ 王友琴

● 編者按：知名的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女士在本文中針對近幾年的思想傾向，指出文革之罪是嚴重的反人類及群體滅絕罪，是預謀的大規模殺人，必須予以起訴審判。然而一批文革人物至今沒有絲毫反省之意，甚至還有人讚美文革。文革之罪正在被洗白。

● 在文革中被迫害慘死的六個普通老百姓，原圖載王友琴《文革受難者》。

文革進行之時，千千萬萬的無罪之人遭到迫害、監禁及殺戮。文革害死了數以百萬計的受難者。這就是文革的主罪。

這裡所說的「罪」，是法律上的罪，是刑事法庭作出判決時說的「有罪還是無罪」的罪，而不是基督教所說的「原罪」之罪，也不是成語「負荊請罪」中所說的道歉之罪。

四十年後的一個傾向是，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和漂白，「有罪」正在被消解為「無罪」。

三個月前，我發表了一篇題為《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的文章。文中首先以表格形式列出了六十三人的姓名年齡職務死亡日期和死亡情況。六十三人佔當時北京大學人數的百分之零點五。即北大全體師生員工，每二百人中就要有一名被拉出來殺死。

文革各地大比例的被害死亡人數
不要以為這是因為北大是「最高學府」，又被毛澤東稱為「反動堡壘」，所以被害死的人特別多。全國各地的其他學校也發生了這樣的慘劇。文革中，清華大學有五十二人被害死；北京農業大學有三十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學有三十六人被害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一名副校長四名教員共五人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校長和三名教員共四人被害死 ...... 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是只有三十來名教職員的鄉村初中，有兩名教員被害死。

也不要以為這是由於教育界是文革的重點打擊目標，所以死亡比例特別高，而別處則沒有那麼大的死亡數字。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有大量的工廠企業。那裡的情況比學校好一點嗎？絕對不是。上海的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人，而上海當時的職工人數是二百萬。也就是說，上海的文革受難人數比例，也和北京大學一樣高。此外，上海還「揪鬥」了十七萬名分屬九個類別（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階級敵人」，比例之高，也很容易算出。

還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受難者遭到殘酷的迫害，他們甚至不是被專業行刑隊用大刀砍頭或者子彈槍殺的，那樣至少死得比較快速。文革受難者都曾遭到長時間的折磨和侮辱。有的在所謂「鬥爭大會」上被毆打致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致死。有的在生不如死的悲慘情況下「自殺」 ( 筆者在此加上引號，因為這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 ) ，死後還遭到「鬥爭大會」的聲討，被加上各種罪名。文革領導人命令使用「群眾專政」作為革命的主要手段，因此受難者大多在他們的工作和居住地點被整死，這給他們的家庭和朋友帶來了更為深重的心理上的威脅。

文革死亡是預謀殺人而不是失控
還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時間為橫軸、年死亡人數為縱軸畫出死亡分佈曲線，可以看到，被害人數在一九六六和一九六八年形成兩個高峰，而且各地的曲線是形狀相似的。這兩個死亡高峰發生在紅衛兵運動高潮時期和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領導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期。這是兩次最主要的迫害運動。造成這樣的死亡分佈曲線的原因，是因為迫害和殺戮是由文革領導者統一部署和指揮的。在他們的領導下，全國各地發生了同時同步同樣密度同樣模式的迫害和殺戮。現在有案可查的從文革最高當局發出的各種命令和指示，也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還必須指出，甚麼種類的人要被打擊和迫害，是文革領導人事先規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發出的發動文革的《中共中央通知》裡面，毛澤東親自動手寫的段落說：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因此，文革中這「五界」中人首先遭到特別嚴重的迫害，其中大部分是受過專業教育的知識份子。教育界裡的中學教員不但遭到學生紅衛兵的侮辱和折磨，而且有一批人被活活打死在校園中。中學教員是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體之一。

受迫害最深的群體還有文革前就被指為「階級敵人」的「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壞分子」。一九六六年八月廾八日後的兩個星期中，北京有數千名城市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除了教師，大多是所謂「黑五類」以及和「黑五類」有關係的人。在北京郊區的大興縣，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殺害了「四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底開始，毛澤東發動攻擊共產黨的省部級領導機構以及往下的各級領導幹部，一大批中高級幹部被指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遭到野蠻「鬥爭」或被監禁在秦城特種監獄。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在長期秘密囚禁和虐待中死亡。

文革之罪是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
一九六七年一月頒佈的「公安六條」和一九六八年公佈的一系列指導「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文件，進一步詳細定義了「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等一系列「階級敵人」類別，在全國停課停工「深挖細找」的結果，每一類「敵人」名稱之下，都是巨大數字的被害人群。

從受難者的被預先圈定和在特定時期被害死，可以清楚知道這些殺戮是故意的和預謀的，而不是出於偶然的「失控」或者「意外事故」。文革中發生的這樣大規模的迫害，這樣眾多的受難者，當然構成了重大的犯罪，是必須提起公訴審判的。

「反人類罪」是指廣泛地和系統性地攻擊普通人民，包括殺戮、滅絕、奴役、驅逐或強迫遷移、監禁和剝奪人身自由、酷刑、性奴役、對基於政治種族民族文化宗教等理由劃分的群體施加迫害、強迫消失、隔離以及其他故意造成巨大痛苦和身體及心理傷害的反人道行為。文革殺害大批的生命之外，更多的人被毆打和侮辱，有人留下了終身殘疾，有人精神失常。全國每個單位都建立了監獄即所謂「牛棚」，長期禁閉本單位的部分人員。這些都是典型的「反人類罪」。

「群體滅絕罪」是指蓄意全部或者部分消滅某一群體，包括殺害該群體的成員，造成該群體成員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等等。上文指出，文革的對象是一系列大型群體而非單獨的個人。據我對全國數百所學校的調查，文革中所有的學校校長，包括大學校長、中學校長和小學校長，統統遭到暴力「鬥爭」，無一例外。在我的《文革受難者》書中的六百五十九名受難者中，有二十名是大學負責人。這些人被殺害的原因，就是他們是校長。他們屬於革命對象群體。這是典型的「群體滅絕罪」的案例。

毛澤東死亡兩年後，從一九七八年下半年開始，對文革受難者進行了「平反」，其人道意義巨大，因為是人類歷史上人數最大的「平反」。然而，雖然得到了「平反」和數百元的貨幣賠償，文革犯罪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司法審判。

一九八○年底，北京舉行對林彪、四人幫的審判。這審判作為一種司法程式，是文革後的最重要的改變和進步之一。然而在文革時代，文革領導人對被指為「階級敵人」的千萬人施加迫害時，連裝樣子的審判都沒有進行過。應該注意到，斯大林還對布哈林等共產黨高層領導人舉行過一些被稱之為「表演性審判」的「審判」。審判所用的證據是假的，但是多少還要麻煩走審判的過程。但毛澤東的文革，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折磨監禁至死，根本沒有費時費力來舉行什麼對劉的假審判，更不要說對普通老百姓了。據一九八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對被告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於一九八○年十一月五日向本庭提起公訴。

可見這個審判從一開始，就是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提出「公訴」的，而不是以他們迫害和殺戮中國人民的罪行起訴的。

林彪江青的判決不提大規模殺人罪
特別法庭的判決書裡，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黨奪權」，而不是他們犯下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例如，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江青，被指控的罪行依次為：一、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二、陰謀顛覆政府罪；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四、誣告陷害罪。只有最後一條才涉及對普通人民的迫害。

判決書寫道：「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里、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 這是對其「誣告陷害罪」的證據之一。這當然是罪。然而這一項罪可以很容易被解釋為江青個人的復仇心理所致，因為一九三○年代江青曾和這五人在上海電影界共事。作為對比，一九六六年「紅八月」在北京的大批殺人，是更加嚴重的罪，而且江青明顯在其中充當了積極活躍的領導人角色，但是「紅八月」血腥事件卻完全沒有在判決書中提到。另外，害死人最多的「清理階級隊伍」，判決書也未提及。不提的重要原因，顯然是必須追究毛澤東的罪責。其後，一九八一年中共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毛澤東在文革中所作所為稱為「錯誤」，而不是「罪惡」。

判決書列出的全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單，有六十多人。從身份來說，只有級別極高的幹部和教授、作家、科學家等。從數字來說，僅僅相當於北京大學一所學校的被害人數。

這種處理方式的結果之一，是對受難者的遺忘。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九七八年她得到「平反」後，她的丈夫王晶堯要求用給家屬的幾百元錢在學校牆上鑲一塊牌子或者種一排樹紀念她，被拒絕了。在二○○四年發行的一部大型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裡，當年這個學校的三名紅衛兵接受製作人的採訪出現在電影裡，她們說了不少話，其中卻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對卞仲耘被紅衛兵打死表示歉意或者懺悔。

即使是在北京大學，文史哲研究的重鎮之一，對自身的文革歷史也沒有做多少記載或反思。我在調查中發現，在北大不到一千米平方的校園裡，文革經歷者不瞭解曾有多少人被害死了，年輕的一代則更是什麼都沒聽說。經過多年的調查尋訪，才漸漸找出了六十三名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故事。這種遺忘，首先導致的是對文革之罪被消解。司法上有「見屍立案」的說法，如果文革受難者的名字被隱瞞遺忘，自然也不可能立案審判文革之罪。

近幾年來文革正在被「平反」
一位社會學教授曾經向我指出，文革後的社會轉變不可以太快，因為社會變化就像一列火車，太快的變速和轉向會導致出軌。所以，在對文革罪行的審判，當時不能操之太急。

這是有道理的。現在的人不知道，在一九七九年前後給文革中大量受害者平反時，曾經如何障礙重重難以實現，因為那些在文革中害人的人依然有權力而且不肯改變。讓「非文革化」緩慢發生是實現「非文革化」的方法之一。

然而，實用性的解決方式和權宜之計，和對歷史真相的認識與評判不能混為一談。尤其是在文革結束三十年之後，已經找不到理由故意不說明文革的實質和作出道義上的審判，因為必要的社會轉變已經完成，對文革之罪的不徹底審判的負面後果卻正在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來。

最近幾年來，雖然越來越多的人敢於說出批評文革的話，主動向「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投稿，見證親友同事鄰居遭受的慘劇。但非常不幸的是，否認文革之罪的趨勢也在快速發展，甚至可以說，文革正在一年一年被「平反」。

美國杜克大學有一個雜誌 Positions ，二○○五年的冬季號是文革專刊，其主要文章題為《文化革命：最後的革命？》，作者是法國的哲學教授巴迪歐 Alain Badiou ，據說在世界思想界中有重要地位。這篇三十四頁長的文章對文革推崇備至，一再把文革和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一九六八年的法國學生運動相提並論。 還好，作者沒敢把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也拉來一起讚美。因為古拉格的罪行已經被相當充分地揭露了，一百三十萬受難者的名字公佈在光碟上發行。這篇文章談文革「十六條」，紅衛兵，工人造反派，奪權，武漢事件，工宣隊進駐學校，儼然對文革歷史熟悉的樣子，但是他不提紅衛兵打死老師和「牛鬼蛇神」，不提「清理階級隊伍」中全國性的「牛棚」和大批死亡。因而，也就不會把文革和希特勒的大屠殺與斯大林的大恐怖歸為一類，儘管文革的迫害和殺戮，已超過了斯大林。這名作者在對歷史無知的基礎上建立他的荒唐哲學論斷。

不久前，我在芝加哥的討論會上，碰到自稱是「托洛茨基者」的美國人發問。他們反對譴責文革之罪。說那是個「學習曲線」，意思是革命就像一般的學習過程一樣，要走彎路的。他們先入為主的立場和觀點，不太願意傾聽別人描述事實，不過還是答應會後會閱讀我寫的英文本的《學生打老師：一九六六年的革命》。

文革幹將聶元梓徐景賢無一句道歉
外國人對文革歷史事實的不瞭解也許不足為奇，中國人對文革歷史的不真實描述則應該出自別的原因。二○○四年在香港出版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聶元梓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徐景賢的文革回憶錄，都長達數百頁，但都沒有寫到北大和上海發生的大規模迫害和巨大的死亡人數——六十三人和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人，更沒有賠罪道歉之意。這在曾經充當文革驅動力量的人的回憶錄中相當有代表性。

不是要他們也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抽打，不是要他們也被拉到「鬥爭會」上掛黑牌、低頭彎腰坐「噴氣式」，不是要他們也被囚禁在「牛棚」中或者跪在毛澤東像前「請罪」，不是要他們也來經歷一次上吊投河服毒臥軌 ...... 人們等待了三十年，只是希望那些人說一聲「對不起」或者「我道歉」。但是他們沒有說。

和外國人不同，中國的文革經歷者怎能否認文革之罪呢？文革期間的暴力迫害和殺戮，大多數是完全公開進行的，知道而不認為是罪，只是顯示了法律和道德原則上的問題。不把血淋淋的殺人和殘酷折磨看作是犯法行為，當紅衛兵大量殺人的事實已昭然若揭之後，不予道歉還繼續以「太陽」自詡，只能意味著不少人還堅持文革的思想和原則。明知其罪而不責，內含的資訊暗示著「可以這樣再來一次」的誤導。

文革是罪，還是文革不是罪？這個問題在文革結束三十年後浮現在地表之上。還不得不爭論這樣基本的問題，實在令人遺憾而深思。

在中文裡，「罪」字的寫法原來並非如此。兩千年以前的罪字，是「白」字下面加一個「辛」字。秦始皇認為這個字和他自己的新稱號「始皇帝」的「皇」形狀相近，下令把這個字改成了「罪」字。他以巨大權力焚書坑儒之外，還可以改動文字。不過字義並沒有改。字典中「罪」的意義仍是「犯法」。兩千年後到了毛澤東，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連罪的定義都改變了。在毛澤東死亡三十年後，討論文革之罪，意義其實超出了文革本身。這樣的討論可以幫助理清什麼是法，什麼是罪，如何才能制止和控制那種大規模的由最高統治者犯下的大罪。希望這樣的討論，能幫助中國人避免再次淪為受難者。

（王友琴：芝加哥大學教師，文革研究者）

“黑五类”幸存者王佳佳：控诉中共

美国维吉尼亚州居民王女士，她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她是中共定为“黑五类”家庭的幸存者，她的家庭被中共迫害得家破人亡。图为王女士在10月15日中午华府侨民在美国国会山举办“天灭中共、诉苦讨共”的集会上控诉中共。大纪元新闻图片。

◎王佳佳

【明见网10月21日讯】谢谢大家在这里给我这个机会。我有勇气站在这里，实际上我心里很沉重的，当我看完了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百感交加，共产党祸害了老百姓这么多年，害死了无数的好人，是到了该审判它的时候了。

从小就背上“反革命家属”的黑锅

我的父亲就是被共产党害死的，我的母亲受了无数的苦，也含恨而死，我们五个孩子从小就背上了共产党给定的“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在共产党的黑手下挣扎，我要大声控诉共产党，我要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共产党是一个杀人魔鬼。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控诉这个共产党是怎样从肉体上、心灵上迫害我们全家的。肉体上的迫害还可以承受，可是心灵上的伤害是永永远远也抹不掉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10月15日中午，几十位华府侨民在美国国会山举办“天灭中共、诉苦讨共”、“声援一千四百万中国民众三退”的公共集会。集会召集人呼吁中国人将心中积压对中共的不满公开控诉出来。大纪元新闻图片。

我的父亲原是国民党的一名高官，1948年没去台湾，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大孝子，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他很自信，是抗日英雄，在战役中他腿受过伤，是学者，搞高科技，是正派的人，共产党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哪里知道，共产党不会放过好人。先是“三反、五反”，父亲是国民党高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2年，监外执行，群众管制2年。我家的成份被定为“伪官吏”，从此全家老小就成了“反属”，被人歧视，冷眼看待。不管怎样，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全家的生活还算过的去，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中共发动了“反右”，先是假心假意让邪党之外的知识分子帮其整风，实际是消灭与其不同意见的人，后定为反党分子，右派。

父亲被抓走了

1958年10月8日的下午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我们家大门敞开，人群把我们家围的水泄不通，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大娘告诉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我当时如惊天霹雳，差点晕了过去。我进门一看我的母亲、兄弟姐妹都在哭，家里乱作一团。

我的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最善良、最英俊、最慈爱的父亲，他是个高高大大很帅的男人，他经常带我们去放风筝；教我们打篮球；教我们滑冰、游泳，他好像是一个天才、全才。他会英文，通6国语言，会拉小提琴，经常带我们去买衣服，这样一个父亲，为什么要被抓走？后来母亲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你们要了解你们的父亲，他是个好人，因为共产党它要搞斗争，邪党逼他提意见，不提意见这个会就不散，这样的会已经开了一年多了，他们就等着你的父亲说话。我的父亲一看再也拖不过去了，就提了一条意见，他们就把你的父亲定为右派，抓走了，而且被判了10年徒刑”。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了父亲，我们就和父亲断绝了联系，我们没有他的音讯，我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我们一次一次去找，只听说他是高科技人员，他们要利用他的一技之长，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作秘密的工作，所以10年来，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从此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远离了我们，连我的亲姑姑也与我们划清了界限，怕受株连，和我们断绝了关系。那时我们五个孩子还小，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在时，她很少出门，从未工作过。我是二女儿，我说我不要上学了，我可以帮助干点活。母亲不让，她说我们还小，要学习，有了知识才能工作，一切生活由她来承担。

母亲坚持10多年的扫马路工作

我妈妈带我们5个孩子，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候，我妈妈也是个知识分子，为了养活全家，不得不放弃了公社记录员的工作，因为那个工作挣的钱很少，她请朋友帮忙在环卫局找了份清洁工，扫马路。每天半夜2点钟上班，白天保持，收路边的垃圾。只因为那里口粮定量高一点。我们一再劝她不要干，原来她也是大家闺秀，没有干过体力活，怎么能够承受的了，可是她坚持要去，她一天下来，累的腰酸腿痛，手上完全是大血泡，她不会抡那个大扫帚，一扫就是4小时，她说半夜上班很好，她可以看到天上，看到街很静，可以痛痛快快的流泪，没有人看见，就这样她坚持了10来年的扫马路工作，最后她的手完全是厚厚的大茧子。

这样的日子实际不长。可怕的大饥荒来了。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1960年吧。共产党欺骗老百姓，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说是自然灾害要大家克服困难，实际上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彭德怀庐山会议为民请命遭到了迫害。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我们家幸存下来，没有被饿死，是因为我们母亲为我们付出了最勇敢的代价，那时每人每天二两粮食，看着几个孩子饿的是皮包骨头，她在休息的时候背着口袋到菜地里捡大头菜叶子，给我们煮着吃，春天我们几个大孩子，上榆树林，春天结了好多榆树钱，摞了榆树叶子回来，母亲就给我们掺着苞谷面，蒸了好多发糕，就这样我们吃着树叶，挖着野菜，竟然活过来了。

但是有一次，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场面。那时我在中专上学，吃集体伙食，每天3个黑面馒头，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把早晨那顿黑面馒头留下来。每个星期我能攒6个黑面馒头，到了星期日，我就挂着小书包，里面有6个黑面馒头，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那又瘦又小的弟弟早早就等在楼下的电线杆旁等着我，看到我他高兴的跑过来抱着我说：“二姐真好，又给我们带馒头回来了！”　一边说一边跑回家送给妈妈，先给妈妈吃。这一幕就展现在我的眼前。看着他那天真可爱又可怜的身影，我心里无比的辛酸和难过，我永远忘不了。在大饥荒的几年，我们幸存下来了，我们没有死。

母亲把家里古今中外藏书烧掉了

刚刚度过难关，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母亲吓死了，说：“我们又要开始挨整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叫过去说：“你们在外边要小心，少说话多干活。不要参加任何造反派，因为我们家是黑五类。” 母亲一边把炉子点着了，开始把我们家古今中外所有的藏书全拿出来烧掉，当时我们家存了好多世界名著和父亲的技术书。母亲说一样不留，统统烧掉，一本本的扔到火里，眼看着我们喜欢的小说就这样被烧掉，只想哭。我们整整烧了3天3夜，最后剩了一本精装英汉大辞典，我母亲抱着它不舍得扔到火里，呆了半天，最后还是扔到火里。她说这一本书是你父亲的，我们不能留下，叫中共看见了，不知给我们扣上什么恶名，所以最好还是扔在火里。过了一会母亲又想从炉子里拾出来，可是已经晚了。她流着泪说这是你爸爸的宝贝啊，将来怎么和你爸爸交待阿。这一幕我到现在不能忘记。

就这样我们家还是没有躲过恶党的洗劫。一天我下班回家，一看我们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没细看就一步迈回家，只见妈妈在伤心的哭，一看我回来了，就说：“刚才街道领了一群红卫兵把我们家抄了。”我问拿走了什么。“家里破破烂烂，他们看没什么可拿的，最后翻了半天，还是把我给你们出嫁时留的首饰盒收走了。妈妈对不起你们。”　见她越哭越伤心，我一把抱住她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您健康的在我们身边就行了。”这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们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烈，母亲看到我们5个孩子，4个女儿1个儿子越长越漂亮，很高兴，但是又很担心。外边的风声越来越紧，打、砸、抢成风，母亲怕我们出什么意外，赶紧托人给我大姐和我找对象，想把我们嫁出去避风险。那时候我们姊妹虽然受很多苦，但是受父母的熏陶，我们都很有特长，当时共产邪党有成份论，我们不可以考大学，大姐考音乐学院，术科已经合格了，最后政审刷了下来。我三妹钢琴弹的好，她也报了音乐学院，术科也合格了，但是还是因为政审刷了下来。我当时喜欢体育，我冰滑的好，我想考体院 ，只是最后因为成份不好，还是放弃了。

因为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们。最后我大姐找了外地工作的，清华大学的，资本家的臭老九。我三妹当时中专毕业，因为家庭不好，受株连被分配到了山西一个三线工厂。我母亲对我说你给我们改改门风吧，你还是找个工人吧。当时工人挺吃香的。我在学校里处了个男朋友，因为我成份不好，最后也跟我断绝了关系，我在痛苦之下，答应嫁给一个工人。我四妹妹老三届，正符合下乡条件，最后下到农村，当了知识青年。

家里只有60岁的母亲和不到15岁的小弟。我成家以后经常回家照看她们。有一天我回家，我们全院的邻居都在我们家，一个邻居告诉我：“你的妈妈和你的弟弟被楼下老马家的几个大小伙子给打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家是反属，打的就是你们。我进屋一看，妈妈和弟弟正坐在床上哭呢！我气的二话没说，冲下去跟他们拚命，妈妈一把抱着我：“你不能去，你一个姑娘家你打不过他们，这个世道没理可讲。我们不挨打谁挨打？我们就忍下这口气吧。”　看着妈妈可怜的样子，只好忍了，但满肚子的怨恨，共产党害的我们一家太惨了。我抱着母亲和弟弟痛哭失声，没有地方诉苦啊！

文化大革命迫害了好多无辜的人，我们家还算幸运，没有最后死掉。但它的残酷对我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深深的创伤。

1969年共产党又来了一招，说城市人口太多，要下乡，不可以在城里吃闲饭。因为我家是“反属”，我母亲60岁，我弟弟15岁，没有劳动能力，被恶党逼的无奈，只好下乡。69年我们的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被恶党摧毁了，彻底散了。

站在面前的是个半身瘫痪的父亲

1973年我们突然接到我父亲被释放的通知书，这也是个震惊我们全家的大喜事，当时我和大姐去监狱接他，当我们见到他，我惊呆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半身瘫痪，手脚抽搐，不能自理的，拖着一条腿的苍白的老人，这哪里是15年前我的父亲?! 我那英俊潇洒的父亲?! 我没有马上前去相认。还是他先认出了我们，一瘸一拐的走过来，叫着我们的名字。当时我们还是抱着他，叫着他，我们三个哭成一团。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哭起来，那是惊天动地的。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觉的，真是……这一幕情景我永远忘不了。恶党居然把他折磨了十五年，在他生活不能自理时才放他，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回到农村母亲的家里，父亲跟我们讲：他几次从死里逃生。因为共产党一直在欺骗他，说他在监狱里好好表现，可以减刑，提前释放。他信以为真，要好好表现，拚命干活，能最后见到孩子一面，也就心甘了。他有一次在建筑工地干活，但他挑着两大筐砖，走到4楼跳板时，眼前一黑，栽了下来。等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他没有死。他有个心愿望要见到我们。还有一次在水库干了3天3夜，第三天他一头昏倒在水里，但是他又没死，他活过来了。

10月15日中午，华府侨民在美国国会山举办“天灭中共、诉苦讨共”的集会。大纪元新闻图片。

他说因为他懂高科技，会六国语言，共产党利用他一技之长，让他翻译德文。他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头发全白了，可是并没有得到提前释放。反而多关押了5 年，释放他的时候已被关押了15年。共产党一贯撒谎，他说十年文化大革命他根本不知道。一直充满着希望终有见到亲人的一天。但是当他真的见到亲人时，他失望了。他不甘心让他唯一的儿子当一辈子农民，在农村是没有出路的，他心里痛苦极了。就这样在76年得了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是中共恶党把他害死的。共产邪党把我们家迫害的家破人亡。我要控诉这个吃人的魔鬼。

共产邪党迫害我们的肉体、残害我们的心灵。是我们从小开始就没有做人的尊严、没有自我、没有青春。我们被压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我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这一切都是共产邪党干的。就像九评里揭露的，它就是一个邪灵魔鬼。我们要彻底解体它，终有一天它会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天不远了！

愿我的父母和一切被中共恶党迫害致死的好人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谢谢大家。

(10/21/2006 12:20:00 AM)

从老发票看中共建国初的“镇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