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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四宠臣:了解领袖晚年的政治侧面

　是是非非的汪东兴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

而纪登奎素来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死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死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所以，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实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先说总管汪东兴：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的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宾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向来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yang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纪登奎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乃父的东西面世以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是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现在，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同志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就让我们一起来还原历史吧。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他们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纪登奎的受到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出力最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这点已经被历史揭示了出来，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所谓无罪的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

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阳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则紧跟四人帮，但是，他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什么英明领袖，而是一个比较无能的“幸运儿”，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的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的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其中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死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个普通的讣告，称呼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及他的错误，也算是给这位一直心态极不平衡的前副总理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吧。

　　“双面狐”陈锡联

　　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成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他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他的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

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973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糊涂虫吴德

　　吴德是靠着工人运动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区工作，同时，他还是晋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几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为人比较糊涂，所以，上边对他也不很防范，而且，吴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的执行，宁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吴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他对彭真、刘仁他们一直有着共同语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时候，又是刘少奇亲自点将，所以，吴德和刘少奇他们的关系也保持的比较良好，特别是他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刘仁之后，毛泽东提议调任吴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用人的准则就知道了，毛泽东一直是避免给外界留下用人喜欢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别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让人感觉这场风雨雷电的大革命只是为了夺回自己业已不太灵便的权力感，所以，他尽量使用了一批中间色彩相对浓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但是，使用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够忠实的贯彻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得心应手的时候，立刻予以罢黜，比如九届二中会议上的李雪峰。

吴德在进入北京市委之后，

江青曾经找他谈话，历数了他的成绩之后，郑重指出他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吴德也是晋察冀的“山头”，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尽管对他吴德弃暇录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将对他仍然存有疑虑。江青对吴德的摊牌对吴德今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德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开始向左的方向急转。特别是对刘仁之死，吴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刘仁长年带手铐就是吴德的决定。而后，吴德在清洗所谓旧的北京市委的活动中异常出色，而且，他开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汇报北京市的动态。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组之后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

　　吴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对林彪集团采取措施。这时候，吴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德说：“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当时，毛泽东也确实在准备在军队内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是，一个一直从事地方工作的吴德居然能读懂毛泽东的内心的意图，很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高度的评价了吴德的这个意见，说吴德是“一鸣惊人”。

　　也果然是一鸣惊人，吴德在随后的十大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直隶总督”。再后来，吴德竟然成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让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党组书记的位置，可见，这一次难得不糊涂给吴德带来的无限的好处。吴德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帮助周恩来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泽东授权之下，由纪登奎、江青、张春桥、吴德、陈锡联、姚文元、李德生、苏振华、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吴德在小组成立的三个月中，“勤奋”的工作，就北京市的问题多次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党内的周公”，想学习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复礼”。最为主要的是他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小组成员的李先念，所以，后来吴德被江青他们称作扰乱了斗争对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当面斥责，而这一次斥责竟是吴德对四人帮产生反感的发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吴德被北京市民称作：“无德”，他秉承毛泽东等人的意图大肆逮捕群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以致于在后来批判吴德的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说：“吴德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这样的人继续盘踞在首都的领导岗位上其实和四人帮在位是一样的效果的。”

　　吴德自己深知他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亲信，所以，当华国锋和四人帮出现争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站到了华国锋一边，坚决支持逮捕四人帮，而且，在整个行动中，他和吴忠都是非常卖力气的，这也多少给他后来的结局加了点分数。四人帮被捕之后，吴德再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紧跟华国锋的结果是让自己很快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吴德和汪东兴等人一道成为众矢之的，吴德被勒令请假检讨、退出会场，在他离开会场之后对于他的结论很快出笼，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内定罢免了一切职务。陈云说，吴德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言外之意就是糊涂虫一个。

　　198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得以逐步好转，在十二大上，胡耀邦、万里提议吴德担任中顾委委员，认为他毕竟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议获得通过。吴德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被一落到底。

林彪坠机疑案探秘：飞行员奋起反抗导致坠机？

飞机坠毁前，机上有没有发生过搏斗?换句话说，是否有人向林彪开枪，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窝状弹孔，从而导致飞机不得不在旷野迫降?

中央专案组和空军专家，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对尸体照片进行的法医鉴定，对飞机机组人员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飞机的经过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

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紧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飞机起飞以后，机舱里情况怎么样，无从了解，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

李平，空勤主管机械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是首批将“三叉戟”客机改装为专机的人员之一，技术精湛。张延奎，空勤机械师，二十六岁，刚结婚不久，中等个头，平时寡言少语，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专机任务。邰起良，空勤特设师，即负责机上雷达等特种设备，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三十多岁，身体高挑，精明强干；256号飞机强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发现机组人员没有到齐，主动拿起停机坪上电话，通知机场调度室主任喊机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伙赶到机场登机时，邰还在机下等待，被持有手枪最后登机的林立果赶上了飞机，这时邰起良在扶梯上还频频回头观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经团政委提名，师党委批准，成为林彪专机机组成员。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任务，留场待命。12日下午7时40分，林立果乘这架专机去山海关，他们是下午5时临时得到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未说到哪里去。当时，潘景寅还向整个机组布置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起床，7点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飞机的去向。半夜1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结论，一个多年的谜团随之而解。可怜三位机械师，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之鬼。后来，令人宽慰的是，1980年前后，对三位机械师的组织结论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机长潘景寅是否可能发难，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迫降时进行人为破坏，造成机毁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文革”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一带。由于他多次圆满完成宋庆龄副主席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时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和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的三叉戟机种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第二副驾驶、飞行中队队长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对于林彪一伙要飞广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参谋长、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告诉过他，因此在研究航线和飞机加油方面有所准备。当然，知道要飞广州，不等于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而对于林彪要出逃国外事前更是无法知晓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机械师之后，为什么不接着把机组其他人都叫起床?尽管他当时是有富裕时间的。估计是在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过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要求上飞机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在林立果看来，要叛逃出国，机组人多碍事，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技术过硬、政治觉悟高，不会听他任意摆布。潘景寅在那种紧急状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机械地执行命令。飞机朝南偏西方向起飞后，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广航线飞去。但不久，飞机在空中缓慢画了一个弧形，朝蒙古方向飞。可以想像，这个迟疑不爽快的转变航向的过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前面提到的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没有发现人为破坏导致机毁人亡的痕迹。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的一个成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

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

亡”。专机师政治处确定“按师职或十三级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给潘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

对尸体现场位置的分布，专家组未做分析。我认为这似能说明他们生前在飞机上所处的部位。飞机尾部擦地着陆后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划地导致飞机左倾，左机翼先折断，接着飘浮的机身继续向左滚动，使右翼也折断到左边，之后两翼折断的机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圆筒状前冲起火爆炸，机上人员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机外。据此推测，1至 3 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三十米)；4至7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九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这同她在北戴河96号楼指挥夜逃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林彪机毁人亡，确实如同人们所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以及空军专家组的结论提到的以外，还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专机，原来是 “子爵型”飞机，9月6日才确定以“三叉戟256号”取代，而“子爵型”飞机是一种飞行速度较慢(时速四百五十公里)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必须进行野外迫降时，其危险性显然低于“三叉戟”喷气式飞机；他们夜半出逃伊尔库次克，既然机上没来得及带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在进入蒙古境内后，潘景寅本应该按照他过去驾专机飞莫斯科时，沿铁路线这一明显的目标飞行，一旦飞不到伊尔库次克也可中途在乌兰巴托降落(按：中苏之间的民航飞机就是沿这条航线飞行的)。然而，由于飞机是在对立国家上空飞行，林彪一伙清楚了解蒙古境内的防空部署，沿铁路线有好几处苏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不得不在铁路以东寻找航线，这就使得飞机燃料将尽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什么位置，而不得不贸然迫降。

如何解释这种偶然性呢?有人说这是“天意”，有人说这是“报应”，还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洪福齐天”……难道真是上帝或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的安排吗?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条原理：“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就是说，贯穿于所有种种偶然因素之中有一条主线，即是事物的必然性。林彪阴谋搞武装政变、暗害毛主席，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毛主席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这就迫使他们除了出逃别无选择。而在谋划出逃时，偏偏他自己的女儿林立衡认为叶群和林立果可能“劫持”林彪远走高飞，向8341部队做了报告，他们在8341部队派车追赶下，狼奔豕突，一切事前拨打的如意算盘，都吓得丢到九霄云外，于是，一系列的偶然性随之而生。他们在众多偶然因素的胡同里冲撞挣扎，沿着必然性的主线滑到了绝路——机毁人亡。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们所作所为来讲，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

摘自《在大漠那边》 作者：孙一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音樂鬼才獨子載名模醉駕撞車被捕 緋聞情侶同傷

他儿时的梦想就是成为英雄，他怀抱红色理想奔赴内蒙古大草原。在经历了时代的暴风雨之后，他看到了一代人的血色黄昏。日前，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著名女作家杨沫之子马波(作家老鬼)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采访，讲述了自己的“知青岁月”。

杨沫

作家老鬼（原名:马波）

节目内容摘录如下:

一篇作文改变了命运

1977年中国高校终于恢复了统一招生。在这一年的12月，"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正式举行，在山西大同的考场上，一个特殊的考生吸引了监考老师的注意。

马波:山西的作文是《知心话儿献给华主席》，我正好就觉得我有很多话要说。写作文的时候笔尖就使劲写叮叮当当的，好像钢笔尖扎的木桌子直响，我就直掉泪，后来监考老师老看我，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想，我沦落为最底层、最下等的人。人人都要划清界限的，不敢沾、不敢碰的人，结果最后就跟做梦一样，我竟然还能进考场。

整整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在山西大同的考场上，那个边写作文边流泪举止有点怪异的考生叫马波。他的笔敲得课桌当当响，而他的那篇作文，也在当年震撼了阅卷老师。让马波自己都有点没想到的是正是从那一刻起，像是某种阀门，顷刻之间就被打开了，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此他的笔再也没有停下。十年之后，马波的作品震撼了中国文坛，那部作品的名字叫《血色黄昏》署名老鬼。而这老鬼就是马波在内蒙当"知青"时候的外号。《血色黄昏》以近乎赤裸裸的写实主义描绘了老鬼在草原上八年离奇的、跌宕的、曲折残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也揭示了一代人，几千万"知青"的命运，老鬼凭借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似乎另类，但却无法抹煞的一个名字。《血色黄昏》之后又二十年过去，老鬼依然在写，写的依然还是"知青"。

最苦的时候，也正是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2000年之后，老鬼已经年近六十岁的老鬼，又一次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看到曾经为扑灭草原大火，而牺牲的69名"知青"战友的墓地已经长满荒草时，他百感交集。而当年自己离开草原的那一幕也瞬间涌上心头。

记者:我其实觉得你那种感情还是复杂的，对那个地方？

马波:对，非常复杂。如果它对我特别不好，我可以恨它。可是它又曾对我好过，所以这就恨也恨不起来。可是爱呢，它又伤害我。所以特别复杂的一种感情。我在那儿是最苦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我最苦的时候，也正是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我的那八年的青春就在那儿，所以我也忘不了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就是刻骨铭心了。

从1968年到1976年，老鬼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度过。1947年出生的老鬼，成长于北京的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母亲就是写出小说《青春之歌》的著名作家杨沫。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少年老鬼对英雄有着无限的崇尚

马波:我看过雷锋日记，夹着一张黄继光的照片。黄继光是横眉立目的，所以我就觉得特美。所以我照相从来不笑，从来都是横眉怒目的样子，觉得这是最美的表情。

记者:那时候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办法，可以接近这个英雄吗？

马波:那个时候就是模仿呗，比如，在家里钻吃饭桌子底下，托着一个枕头，学董存瑞炸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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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真香港報導）本月中獲知被拒發回鄉證的香港居民沈婷，星期五召開記者會披露，有中共國安背景的香港媒體人士向上海方面打報告，令她回鄉的心願落空。她呼籲特區政府展開調查，維護香港的一國兩制。

曾揭發上海東八塊徵地黑幕的沈婷，在母親莫珠潔的陪同下出席記者會，控訴遭到以江澤民外甥、上海市政法委書記吳志明為首的上海幫的迫害，多年來一直不獲發放回鄉證，令她無法探望在上海年邁的雙親。據瞭解，沈婷的回鄉證是五年前在羅湖過關時被沒收，最近香港中旅社同意九月一日向她發放回鄉證，並向她發出回執。八月二十八日，中旅社承辦人員告訴她說，主管的廣東深圳簽證處不同意發給她回鄉證，她要求讓廣東省公安廳出書面的理由，也被拒絕。

沈婷從知情人士處得知，是因為有中共國安人員向上海方面打報告，令她不能獲發回鄉證。報告指她和法輪功媒體有來往、和鄭恩寵關系密切等，但沈婷強調自己不會選擇性的接受採訪，也不會和鄭恩寵斷絕來往：「他們在找我談話的過程中也說，要和法輪功媒體斷絕來往，我說無論新唐人、大紀元還是希望之聲，只要他們對我是真實的報導，我對於媒體的採訪沒有選擇性。」

被沈婷指控為國安記者的香港《亞洲周刊》資深記者、BBC特約撰稿人、中國作家協會成員江迅（網絡圖片）

不自然的關心程度

她稱打報告的中共國安是香港《亞洲週刊》資深記者江迅。她指出，零五年十二月，江迅首次致電給她，說她是東八塊事件的新聞人物，要求對她採訪，當天採訪錄音兩小時，但報道沒有出。其後江迅對她的事件分外關心，三年來關心她的點點滴滴事情，關心程度「已經超出了一個記者所應有的範圍、應該做的事。」包括她父母到港，江迅也不停的勸她父母，讓她們勸沈婷和上海幫妥協，拿回回鄉證。

沈婷在記者會上提到一些疑點。零六年九月十五日到十七日，她被獲發一次性回鄉證，江迅太太主動提出陪她前往上海，整個行程都受到國安嚴密監控，有一次她甩掉了跟縱她的國安，其後江迅太太馬上打電話給她，要請她吃飯，沈婷一到，跟蹤的國安就全部出現了。

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鄭恩寵出獄，有香港記者要去採訪鄭恩寵，找沈婷拿電話，很快這個記者踏上上海的土地，就給公安人員扣起來，問他是不是要採訪鄭恩寵，希望他不要採訪。後來記者回來問沈婷，沈婷回憶當時只把事件告訴了江迅。

至去年七一，沈婷準備向來訪的胡錦濤就回鄉證問題請願，遭到上海當局的壓力，有記者就向她出主意，要沈婷向當局要求發放一次性的回鄉證：「你在深圳呆幾天，等胡走了以後才回來。」，沈婷就去問江迅，江迅不同意，說上海當局絕對不同意，後來這個記者九月份去到上海，立刻被國安盤問，叫他不要幫沈婷出主意。

她還表示，江迅是共產黨員，在上海作家協會官方網頁上列明了這一點。但這個網頁現在已經被拿下了。

沈婷披露，開記者會前曾收到多個電話，要她不要召開記者會，包括江迅太太先後致電她母親和她本人，威脅要封沈婷在上海的財產。圖左為到港探親的沈婷母親莫珠潔（攝影：吳璉宥/大紀元）

記者會前多次干擾

對於沈婷的指控，江迅曾在開記者會前，發出律師信，指沈婷對他國安和共產黨員身份、以及因為他向上海方面打報告令沈婷不獲發回鄉證的指控，不符合實情，沈婷在記者會逐一反駁。她並表示，準備開記者會前，江迅在九月三日曾致電給她，要她不要開，她不同意後，江迅太太4日接連致電給她母親和她本人，威脅要封掉沈婷在上海的財產。沈婷就回答說：『你知道我上海的財產只有我媽媽住的房間，這不是我的財產，她就說，就把你媽媽一起告進。』

其後中旅社4日也致電給她，表示回鄉證有轉機，唯一的條件是不要召開記者會。沈婷要求中旅社說，「讓廣東省公安廳出一個書面的東西蓋個章給我，或者叫上海市政府蓋個章給我，我拿了這個東西，就會取消今天的記者會，對方說沒有，我就表示你是代辦機構，沒權力跟我說這個話」。

揭露是為維護港言論自由

本報多次致電江迅手機，但電話就一直沒有人接通。對於江迅的國安身份，沈婷表示，其實傳媒界一直有耳聞，她並表示，此次開記者會她經過了很多思想掙扎，因為這是香港首個指正某人是中共國安的記者會。這次站出來揭露，並不是與江迅的個人恩怨，而是希望借此事揭開國安滲透香港的蓋子，希望特區政府關注：「如果大量的公安進來的話，香港《基本法》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完全是假像。現在回歸十一年已經變成這樣，這個問題很嚴重，也是曾蔭權必須重視的問題。」

她並表示，如果國安滲透香港媒體，將對香港言論自由造成很大的打擊：「我們上海訪民千里迢迢來香港申冤，就是因為香港還有言論自由，如果國安滲透香港媒體，媒體的報道都變成和大陸一樣的統稿，香港還有什麼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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