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聶華苓是著名旅美華裔作家，剛在8月底獲得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
她在中國湖北出生，1949年國共內戰時到台灣，1964年再到美國愛荷華州定居。她與丈夫保羅•安格爾執手相握的婚姻一直成為文壇美事。聶華苓一輩子走過3個地方，彷彿就過了3個人生。“我是1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這是她對自己80多年人生的總結。
8月，在4季繽紛的國家是夏末，在馬來西亞卻是恆常的炎陽天。84歲的聶華苓獨自從美國飛到台灣，在那裡逗留了一週，再只身搭飛機到吉隆坡，準備出席8月22日舉行的第10屆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獎頒獎典禮。她除了擔任文學獎馬華小說組的決審，同時也是第5屆世嵒學大獎的得主。
訪談定在花蹤告一段落的2天後進行。她穿了一身灰色連身洋裝，肩上披著火紅色的毛織外套，隨身帶著個裝了貴重物件的小布包。陪伴她的報社同事笑說，那小布包是她的“安全感”。她聽了笑著附和，並說只要手上沒拿著它，就免不了有點慌。
1991年保羅•安格爾（PaulEngle）逝世後，聶華苓一直獨居愛荷華的鹿園，那是她和已故先生住了好多年的地方。她說自己每天在兩層樓的房子跑上跑下，運動量十足，而且現在還在開車。
聶華苓1925年出生於中國湖北，成長的歲月裡碰上戰爭，早年不停逃亡。1937年，她考上湖北省第1女中，住校就讀。同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國對日抗戰全面展開。戰爭期間，她完成了初中、高中和大學的學業。1949年國共內戰，她到了台灣。
最年輕的女編輯
到台灣後，她急需工作，正好當時胡適和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即將出版，缺了1個管文稿的人。聶華苓中學、大學時候就萲w寫作，還曾用筆名發表過幾篇文章，於是就去應徵。
聶華苓在《三生影像》內寫了這一段與雷震初次見面的情況。“我初出茅廬，怯生生走近他的書房。他抬頭看我一眼，啊了一聲，點點頭說：好吧，你今日來吧。”從此，聶華苓就與《自由中國》結下不解之緣，從編輯一直當到了編輯委員。她是編輯委員中最年輕的1個，也是惟一的女性。
《自由中國》和當時反共8股的文壇風氣不太一樣，它強調人權、自由、民主，希望能督P國民黨政府走向進步，逐漸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這種較激進的改革呼聲在威權時代逐漸不為政府所容忍，甚至形成對立。1960年，社長雷震、劉子英、傅正和馬之（馬肅）4人被捕，雷震等人以煽動叛亂罪判刑入監。
最害怕政治迫害
事過境遷近50年，問起聶華苓最恐懼的事情，她不假思索地說：“政治迫害。”關於這點，她在《三生影像》一書中有了更多的補充：“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場又一場的戲。我關懷實際政治，而不喜參與，我感興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
對於政治迫害的憂心，跟她本身的經歷有關，國共內戰是戰爭也是政治；在台灣工作的《自由中國》同仁被捕抓判刑，同樣是政治。她直接了當地說：“當年在大陸，蔣介石時代內戰，那是政治。我1949年到台灣參加《自由中國》，因《自由中國》的言論，受到當時國民政府的壓制、迫害，4個人被捕啊！”
1963年，聶華苓結識保羅，在他積極邀請下，聶華苓次年到愛荷華大學參加保羅所舉辦的作家工作坊。此後，聶華苓就定居美國。“我覺得美國好，因為沒有政治迫害，甚麼話都可以講。”
中文寫作
“我的中國經驗，只能用中文能表達。”
聶華苓有過2次婚姻。第1任丈夫叫王正路，是抗戰時期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的同學。分居7年後的1965年，聶華苓與王正路離婚，兩人有兩個女兒薇薇和藍藍。
1964年聶華苓到了美國，女兒次年到那裡和她會合。同年，她和分居多年的王正路離婚，在美國展開了新生活，並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教學。
漂泊與遷徙的生活看似安定了下來，聶華苓碰到的卻是自己設下的困境。“剛到美國的時候，我1個字都寫不出來。因為作為1個作家，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她到美國時已不是年輕人，累積了40年的中國經驗，該用甚麼語文來表達，她覺得疑惑。“我一到美國覺得應該寫英文，而且總想寫東西有人看嘛，在美國當然希望有美國人看，中國人在那邊是少數。英文寫作對我有很大的引誘，主要是寫作的環境，還有後來跟保羅結婚。有他嘛，縱然我英文不好，他可以跟我改啊，他可以跟我投稿，有很多別人所沒有的便利。”
聶華苓舉例，像中國作家哈金，一到美國就決定用英文寫作，而且寫得很好。“可是我不同，我去的時候已經不是年輕人，是中年人了，有很久的中國經驗。”
語言是歷史結晶
她無法決定要用何種語言寫作，一直耽擱。“很多年猶豫不定。但我總覺得，我的中國經驗，只能用中文表達，不是另外的1個語言。語言是歷史的結晶，歷史到那一步了，是你的歷史、個人的歷史、國家的歷史、民族的歷史。我都是從這個角度來寫的，所以用英文寫是隔靴搔癢，那個細微、最尖銳的部份，沒辦法用英文表達。”
那麼，後來是怎麼想通的？她毫不猶豫地答：“沒有想通！寫《桑青與桃紅》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要決定怎麼寫，結果我坐下來寫下‘桑青與桃紅’這幾個中文字，從那以後就用中文寫下去。只有中文才能表達桑青與桃紅，這我所要表達的中國人的處境，英文沒辦法表達。我就這麼寫下去了。”
聶華苓也曾從事翻譯工作，但談到寫作小說、散文，她始終覺得只有用中文才能表達自己。“像中文小說、散文，翻譯成英文，一點味道都沒有。”翻譯工作對她而言，是1種訓練。
翻譯是最佳訓練
她翻譯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作品。“Henry James的的語文非常難翻、非常犀利，他有時候1句話會有很複雜很複雜的結構。翻譯Henry James，要盡可能接近他的風格。我翻譯Faulkner，有時候一整頁是1個句子，要接近他的風格，等於是訓練自己的風格。對創作人來說是1個訓練，所以我不寫作就翻譯。”
對於現在可有好作品推薦，聶華苓說自己已接觸得不多。退休20多年，很多作家她已經沒有接觸了，而且接觸的多半是中國作家。但她依然列了一些近年值得閱讀的好作品，像格非的《人面桃花》、李銳的《銀城故事》、莫言《生死疲勞》、賈平凹的《秦腔》、余華的《兄弟》等等。
“我覺得中、台作家很大的差別，是經驗的差別。成長的經驗、本土文化的經驗。比如李銳，經過文革，余華都還很小，但是小時候的經驗很深刻，他現在寫的還是以前的經驗。台灣作家如駱以軍這代，家裡是從大陸去的，在台灣生長，他們的經驗還是台灣經驗，但不同一些，語言也不同一些。因為他們接觸西方作品多、技巧也很新，用新技巧來寫作，實驗性比較大。”
目前生活
“我生活很自在，喜歡看就看，喜歡玩就玩，喜歡吃就吃。”
聶華苓多年前已經退休，她所生活的愛荷華是大學城，房子就在城邊，離學校很近，走路只要10分鐘。
聶華苓說房子的樓下有很大的書房，樓上則很敞亮。“我在愛荷華的生活非常自由自在，沒有一定的工作計劃甚麼的。我生活很自在，喜歡看就看，喜歡玩就玩，喜歡吃就吃。”
不出門的時候，她在房子內也坐不住。“我除了出來，一天到晚都在動，有時候跟朋友出去，生活很自在。”說到開車，聶華苓眼神一亮。“我還開車！在美國不能放棄開車，一放棄開車等於成了瘸子、殘廢。”她看一看我們，補充1句：“可能你們去了不敢開車。”即使是冬天，只要不結冰，下雪有人鏟雪，她照樣開車。
莫言說她飆車
中國小說家莫言到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回去後吃驚地告訴大家：“聶老師還在飆車！”說畢，聶華苓笑了起來。“莫言很幽默，很會講話。去年我去大陸回來，跟他說我一回來又飆車了。他不懂。他說飆車不能飆太久，只能飆半小時。他不知道半小時能飆很遠的，他不會開車，那可不能以時間來論的，很好玩。他們都不會開車。”
她在愛荷華住了40多年，去年被選入愛荷華州婦女名人堂。“我是第1個亞洲婦女被選，在當地，你覺得被他們承認了。”想來她的在地生活感覺很安穩。“我知道我在哪，別人也知道我在哪。我知道我在甚麼地方，我不能說地位，我不必要總是要證明自己我是個作家、我是個甚麼人。我就在這，覺得很自在，覺得生活環境也好。”
現在特別自在
這80多年的人生經歷，給她最大的領悟是關於人的問題、人的處境。“20世紀的人、人的處境，就是那種被困的處境，好像鐵幕作家、大陸以前的作家，甚至台灣以前的作家。人的困境能感覺得到，不只是感覺得到中國人的困境，還有其他國家人的困境，都困在那兒。比如你在自己家裡可能感到困，比如人的婚姻不滿意的就還在困。困於逃、逃避，不一定跑出來，是從你的困境跑出來。”
她一生到過3個地方，總是從困境中不停地出走。到了週二，她不再走，因為早就知道自己在甚麼地方，且在那裡感到安穩、自在。“自在”一詞，她反覆地說了又說。
我問她還寫不寫作呢？她明快爽朗地笑了起來：“當然要寫。”那麼要寫甚麼？“不知道接下來要寫甚麼。”她接著促狹地說：“真的要寫的話也不會告訴你們。”
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始於瘋狂的點子
1964年，聶華苓從台灣到愛荷華大學參加作家工作坊，當時保羅是作家工作坊的主任。他創辦作家工作坊，並且讓愛荷華大學成為美國作家重鎮。有不少作家從作家工作坊出身，有的則在當地教創作。“我到愛荷華去當駐校作家，那時候已經有外國作家過去，如菲律賓作家、阿富汗作家、日本作家、韓國作家等。我們去了不是當作家工作坊的學生，我去的時候已經在台灣出版了7本書，我們在那裡好像是另一類的作家。”
有一天，聶華苓跟保羅去划船，聶華苓說：“你把作家工作坊辦得那麼成功，我們現在在這裡好像配合不上，我們都是已經發表作品的作家。為甚麼不辦1個特別的機構，就給外國作家？”
保羅說這個想法有點瘋狂，而且作家工作坊能辦成那樣已經很不容易了，何況要增加1個不一樣的機構。“他開玩笑說，這麼多crazy writer，還要找一些crazy writer fromother country，學校不知道準不準。”
辦得下去就行
過了一陣子，保羅認真起來，他覺得這個建議很有意思，於是努力實現這個他一開始覺得瘋狂的念頭。他先跟學校聯繫，再跟系主任詳談，一層層地向上級講解計劃，到了副校長那裡，副校長告訴他，“這得跟校長談。”
“校長荷活•波溫（HowardBowen）是1個很有遠見的人，他說這個很好，只要你能辦得下去就可以了。保羅很有名，可以到處募款。隔年，1967年，他有足夠的基金，我們就開始國際寫作計劃。”
這項計劃下，第1年就有12位作家前往愛荷華，包括來自香港的戴天以及台灣的弦。這些作家回國後，寫下他們的愛荷華經驗，讓國際寫作計劃越來越有名氣。
參與的作家回國後反應很好，美國國務院知道後，主動找上門表示可以給補助金，各地的大使館也分別補助各自地區的作家。因此在1970年，參加的作家一口氣就增到30幾位。
激情“中國週末”
聶華苓回憶：“東歐有鐵幕政治，請作家不容易。第1年請他們，不能來，像波蘭、匈牙利，都不容易請出來。作家都比較開放，他們的作品被禁了，甚至有的坐過牢的，這些都年紀不小的，不像現在去的都比較年輕，而且都開放了，沒有甚麼作家受迫害，很少了。以前去的作家都是比較有成就的，在本國受壓制的那種作家。”
1976年，聶華苓和保羅因這個寫作計劃，一同被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其後更同獲美國50州州長所頒發的文學藝術貢獻獎。
1979年，中美建交，國際寫作計劃開始邀請中國作家前去。聶華苓還記得，第1個請到的是蕭乾，第2年則是艾青。一天，聶華苓和保羅在陽台上喝酒，突發奇想邀請兩岸三地的中國作家聚集起來，結果這就成了1949年以來，3地作家第1次相聚，聚會就叫“中國週末”。
《三生影像》裡，聶華苓記錄了自己在會上說的話：“我們不是來交鋒，而是來交流，來互相瞭解，互相認識。週一不可能得到任何具體結論。我們現在這一刻在一起。那就是結論。”
中國週末的交流，無論在哪方面都是先驅。聶華苓受訪時回憶往事，自豪的笑容不斷。“《紐約時報》2次派記者來採訪，那時候很轟動，台灣、大陸方面都很轟動，像《新華日報》，都跟消息的呀！”
國際寫作計劃難忘的事情太多，聶華苓說，所有的故事都已紀錄在《三生影像》裡。她因為保羅的關係，認識了很多不錯的美國朋友。而國際寫作計劃更讓她有機會跟許多作家交上朋友。
寫作計劃的現任主任克利斯托福•米理爾（ChristopherMerill）本身也是1名詩人，直到週一，這計劃還在延續過去的傳統，繼續邀請許多有成就的作家作客愛荷華。40多年來，已有1200多位各國作家到過那裡。
與保羅•安格爾的故事
1963年是聶華苓人生1個極重要的轉折點。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訪問亞洲作家，來台灣時，結識了聶華苓。次年聶華苓應邀到愛荷華，擔任作家創作坊顧問，1967年她與保羅創辦了國際寫作計劃工作坊。
1971年，2人結婚。聶華苓在《三生影像》中寫道：“薇薇、藍藍開車送我去法院，笑說：2個女兒送媽媽去出嫁。”
聶華苓和保羅的深厚感情，從書中收錄的照片和文章即可看出。早年她拍照笑容較拘謹，可是在美國時，夫妻倆的合照都笑得非常燦爛，幸福之情洋溢。
保羅在1991年猝逝，聶華苓的自傳《三生影像》就在那裡戛然而止。保羅離開了18年，聶華苓談話間仍將他掛在嘴邊。
訪問一開始提到保羅，聶華苓特別告訴記者，安格爾的英文拼法是“Engle”，而非“Angle”。“很多人都拼錯了”，她微笑提醒。
說到2人聯手創立的國際寫作計劃，她眼前一亮。保羅覺得她的想法很瘋狂，開起她的玩笑，說學校已經很多瘋狂作家了，還要從外國請瘋狂作家來。說到這段，聶華苓笑得特別燦爛，說：“他很愛開玩笑。”（大馬亞洲眼 ）
聶華苓簡介
1925年出生湖北。
1949年到台灣，開始發表作品。
1964年赴美定居，後與著名詩人保羅•安格爾共同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到愛荷華大學進修創作。
聶華苓共出版了20多本書，包括短篇小說集《翡翠貓》、《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散文集《鹿園情事》、《三生三世》、《三生影像》等。《桑青與桃紅》曾獲“美國書卷獎”，並翻譯成多國文字。
張曼娟是作家，也在東吳中文系任教。有不少愛好文藝的網友與喜歡她作品的讀者，常會不期然的出現張曼娟的辦公室或教室中。除了有太多非學生身分的人想當小曼老師的學生之外，有學生甚至不顧家人的反對，第一個選填志願就填寫東吳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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